收藏要点：启功: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

启功: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洲建立伪满洲国后,大多数满洲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洲”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洲,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洲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洲国,想把满洲族人变成满洲国人,这是对满洲人的极大侮辱。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洲,让他先当执政,后当皇帝。如果他从大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变着法儿地想复辟,重登帝位,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满洲人无关;但由日本人扶持,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那就是对满洲族人的极大侮辱了。溥仪有一个号叫“浩然”,不管他叫溥仪也好,还是叫浩然也好,不管他真“浩然”也好,还是假“浩然”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一旦叫了满洲国的皇帝,就与我们有关了。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洲族人的身上,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洲族人的耻辱。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是满洲族,但不是满洲国的族;我们是满洲族的人,但不是满洲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满洲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译》的文章,登在《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上,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 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忌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 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 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氵晋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俩不由得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对我的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的大问题。至于我曾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的呢 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两句话:“启予手”,“启予足”,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篮球队、足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手,启予足’啊。”我听了不由得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编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其实,从我的上好几代,家世已经没落了。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那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叫“文献学”。其实,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当然,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

2004年7月26日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先生92岁寿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了一系列启功先生的精品力作,包括《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启功题画诗墨迹选》,集中展示了这位以诗、书、画“三绝”著称,在诸多文化领域内具有广泛而高度成就的国学大师的为人、治学风范。下文摘自《启功口述历史》。 启功口述,赵仁王圭、章景怀整理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启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