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艺传道的弘一法师

以书艺传道的弘一法师

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书法名家中,弘—法师李叔同算得一位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他那冲淡平远的典型书风,让人一见便产生洗尽尘劳之感,游目骋怀,不觉凡心疏远,俗念渐灭,在世态炎凉劳碌愁苦之中,得一种清凉静穆的精神享受,如涉林泉,如饮清茗,如对新月,如坐春风,舒心惬意,无以言说。弘一的书法何以有这样的审美效应?它的形式特征的文化内涵如何?作为艺界名流和一代佛教宗师,弘一法师的书法具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它传递出一种怎样的书法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的书史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考察弘一法师的一生。

弘一法师

弘一(1880—1942),俗姓李,天津河东区人,本名文涛,又名息,宇叔同,别字息霜,笔名、别号、法号多至二百多个,较著名的有晚晴老人、演音等。四十岁以前的李叔同是文艺界的活跃分子,知名人士。他作诗、填词、绘画,作曲、书法、刻印、舞蹈、戏曲无所不擅。十几岁时,他甚至以优秀的八股文得以进入天津县学读书。二十岁以后,李叔同开始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并不断为理想而奋斗、追求。他十九岁来到上海定居,加入“城南文社”,崇拜康有为变法维新,认为“中华老大帝国,非变法无以图存”,从此,始终不忘强民救国,以他特殊的艺术才华,宣传、启迪蒙受苦难的人民大众,为解脱他们的困苦而奔走辛劳,二十一岁,他与任伯年等组织“上海书画家公会”,并出版《李庐印谱》和《诗钟汇编》初集。1901年二十二岁入上海交大原南洋公学,与黄炎培、谢无量等人同受师蔡元培先生,得到民主进步思想教育。李叔同二十三岁到三十九岁之间,活动于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的文艺圈,演戏、办杂志、结社团、作曲作画,风流倜傥。他一度到日本学习西洋画和钢琴,写了不少介绍西方音乐、美术的启蒙文章。三十六岁时,受聘兼任南京高等师范(中央大学前身)教授。

弘一法师书法

李叔同三十九岁出家之前的艺术活动中,并没有把书法当作特别的追求,虽然他十二岁便开始习篆书,三十多岁已有书名。他特爱摹石鼓文,又习隶书,喜《张猛龙碑》(终生习此碑不厌)。当时正值尊碑风潮,他也爱临北碑造像、尤爱《杨大眼》,兼习《爨龙颜》和《天发神谶碑》。他把书法作为第一艺术追求是有其原因,并经过—段时间变化的。首先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和“以法慧人”的需要,在出家后,以书写佛经、佛语来广结法缘,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出家为僧强民救国的思想动机,同时也体现丁作为艺术家的李叔同的宗教活动特色——他以一个艺界名流出家为僧,很自然想到从艺术形式上“以法慧人”,所以,爱国、信教和艺术活动渐渐在他的身上圆融无间,得到统一——他出家时的法名“演音”和法名“弘一”似乎正是对这一奥妙的自我阐释。

弘一法师书法

弘一法师之所以将书法写成那样平淡、静穆的格调,很明显与佛家传授于人的思想观念有关:佛家认为世间充满苦难,芸芸众生有不尽的烦恼,之所以蒙受这种苦难,根本在人类妄生太多的分辨知见,在无休止地执着、追逐名利物欲,要使人脱离苦难;超脱烦恼,必须从当下心性根本之处,彻底反省万事万物的本来变化与虚空无常,洞见一切法则的虚妄不实,熄灭凡心执着,扫除分辨妄念,以平等观,观一切法。弘一法师的书法正在这个层面上有其深刻寓意,从这一点上说,他的书法是宗教的书法,弘化的书法。学术界有一种提法,说弘一法师的书法是“禅书”或“禅味书法”,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且不论法师并非“禅师”,他修的是“律”而非“禅”这一事实;仅就禅宗的本意而言,也并非完全局限在不激不厉、平淡简静的一端。佛的义理异常精深,博大圆通,对一种现象不可以随便下绝对的结论。否则,就囿于言辞,“死在句下”。弘一对自己书法艺术特征有一段非常明白的自述,他说“朽人(弘—自号)于写字时,皆依西洋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及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画观之斯可矣。”他又说:“无论写字刻印等亦然,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见《弘一大师遗墨》P94)。

胸中常怀救国之念的弘一法师,就是这样将他多方面的艺术造诣来滋养、完善书法之一艺的,他所示的“平淡、恬静、冲远之致”,既是他心中之致,也是佛教思想之致,更是救国救民之致,当然,我们同时又不能在这种种“所致”上过于执着。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宗教家的弘一法师,他的书法是与道法、行法圆融无碍的。中国儒家传统中,有一种“文以载道”的思想,弘一法师书法显然具有这个色彩,他自己也曾说过:“应使文艺以传人,不可人以文艺传”,强调了艺术的主体能动性,可见弘一也是儒家艺术思想的践行者。不过,弘一所弘之“道”,所传之“人”,以其时代文化背景来看,既不可能是纯粹之“儒”(或道),也不可能是纯粹之“佛”(儒、道、佛三种思想早在唐末即已合流,而到本世纪,更有西方科学思辨的文化、哲学汇入),所以弘一法师书法之道,是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是本世纪初文化发展的大格局所使然。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心理基础,也反映了中国书法这个东方文化的特殊门类的博大容量和广阔适应性——这正是弘一书法的历史文化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