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书画鉴定有关的知识

书画鉴定有关的知识

与书画鉴定有关的知识是多方面的,有些比较直接,有些就间接一些。努力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对于书画的鉴定,往往产生比较大的作用。

一、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著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书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78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是伪品。又如:明代姚绶癸《三清图》轴,清代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著录,款云"三清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永乐二十一年癸卯生,弘治八年乙卯卒,73岁。永乐五年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关系,所以就必须尽可能多掌握它。

但是,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真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第一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例如:有些书画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但在文献上根本就查不到这位画家,更谈不上弄清他的字号、籍贯、生卒时间、艺术专长和主要活动了。这样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又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贞元年乙未(1295),97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我们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来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时年65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例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天历二年己巳(公元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龄18的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人虽有天份,大哪有18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 钤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思九的生年应该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庚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前一个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天历二年己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40了。

再如: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最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二、文史知识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

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具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一些书画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画家几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的所作的诗。这种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书画家本人的喜欢和购买者的所求而决定的。只有后代人写出前代人的诗词文章,而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如果发现了前代人写了后代人的诗词文章的话,可以肯定这件东西是伪造的。例如:晋代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就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惟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无锡人,所以作伪者倪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宋咸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

在书画鉴定中,还常常用避讳分为避朝讳(避当皇帝及先帝的名字)与避家讳(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两种。在鉴定学中,避朝讳比比较容易掌握,避家讳就比较难以掌握了。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最后一笔),另一种是将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尽的替代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例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所以这一点就被忽略过去,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我们就初步定为黄庭坚真迹。后来又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而避讳)。考黄庭坚宁四年(1105)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还有21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算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这卷《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

又如南宋赵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写的已被刻入《三希堂帖》的《行书千字文》卷,将文内"玄"字改成"元"、"讓"字改成"逊"、"殷"字改成"商"、"树"字改成"竹"、"贞"字改成"清"、"敬"字改成"敬"字少写最后一笔、"竟"字改成"馨"、"恒"字改成"齐"、"匡"字改成"辅"、"桓"字改成"泰"、"纨"字改成"团"、"丸"字改成"弹"、"朗"字改成"晃"、"悬"字改成"迁"。共计改写了14个字,都是宋讳。"玄、悬、朗"避赵氏始祖名玄朗,"敬、竟"避太祖匡胤之祖父名敬,"殷"避太祖之父名弘殷,"匡"避太祖名匡胤,"恒"避真宗名恒,"贞"避仁宗名祯,"树"避英宗名曙,"让"避英宗生父名允让,"桓、纨、丸"避钦宗名桓。

又如:约50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人要买。后来有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最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识的丰富与否,对于鉴别书画的真伪,也有相当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识不多,那么,那种改写的避讳字是不易看出来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将作品的真伪断错。

当然,运用避讳进行书画断代,首先要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例如宋代"玄"、"朗"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五年开始避讳的,在此以前这样的字是不避讳的。如果见到一幅宋代人写的字或者绘画作品的题诗,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对这些不避讳是符合规律的,而款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这些字不避讳就不合规律,就有问题了。

我们这儿所讲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此外,也还有极个别特殊的例外,如米芾的《蜀素贴》卷中,前后有两个"殷"字,一个缺一笔,另一个就不缺。这就要根据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同时,对于避讳问题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变地对待,有些临古的书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样临而不避讳。例如经过鉴定确为南宋赵構(高宗)所书的《临古二体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临写的,文内的字均避唐讳(诸如"渊"、"世"、"民"等字均被避讳),而没有一个字是避宋讳的。

总之,避讳的问题是复杂的,在书画鉴定中运用避讳来断代,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依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