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要点：细润出吴门色泽以传之

细润出吴门色泽以传之

明代中叶以来,“吴门书派”的崛起,改变了明初低靡单调的书法审美趣味,成为明代中期书法发展的主流,影响达百余年之久。“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作为多才多艺的长寿书画家,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都是巨大和深远的。文氏的后裔,如长子文彭、次子文嘉、侄子文伯仁,弟子如陈淳、钱榖、陆师道、王登、居节、周天球等,均系“吴门书派”的嫡传后人。

陆师道行书《赠绍谷诗》

陆师道(1517-1580),字子传,号元洲,更号五湖。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十七年进士,为工部主事,官至尚书少卿。擅诗文,工小楷、古篆、绘事,师事文徵明。山水风格淡远者类似倪瓒,而秀丽者近似赵孟頫。有《五湖集》、《左史子汉镌》传世。

作为“吴门书派”的中坚,陆师道早年即有幸列于文门。《明史·列传》云:“(子传)以养母请告归。归而游徵明门,称弟子。”而他对文徵明的敬重程度,亦非常人可及。张岱《快园道古卷·盛德部》云:“(子传)师事文衡山,人谓:‘陆公已贵,胡折节乃尔?’公曰:‘文先生以艺藏道,无适非师。’奉之益笃。”对于文氏的诗文、书画,陆师道亦表现出同样的敬重:“人谓徵明四绝,不减赵孟頫,而师道并传之,其风尚亦略相似。”(《明史·列传》)

因此,要分析陆氏的书法,必先知文氏之书。文徵明是个各体兼擅的书家,“自赵集贤后,集书之大成者,衡山也。”(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这种通会的本领注定了他是位严谨的古典主义者。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文徵明“重法有余而意趣情调欠缺。并且,他对法度的把握失之于拘,不能进入自由境地”,“其书尽管也显露出表现某种意趣的主观追求,但往往总是追摹古人法度的意识做主,所以其意趣追求往往也受着古人意趣先入为主的制约,缺乏自我的发挥”(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

我们这里要欣赏到的是陆师道行书《赠绍谷诗》。此作纵26.4厘米,横16厘米,为《赠绍谷诗卷》中的一段,现藏南京博物院。卷中录诗一首:“上人住虚谷,傍侍亦空虚。门外梧桐瘦,溪边杨柳疏。王官天下隐,子午汉中庐。有不为师者,真传在一如。”此作承袭了文氏“重法有余而意趣情调欠缺”的风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和陆氏本人的其他行书相比,也显得有些拘谨。这首诗写于乌丝栏纸上,用笔硬挺,结字收敛,字字谨严,这样就远离了情趣。此作虽是写自作诗,但不似诗稿,从“子午”下夺“汉中”二字来看,完全是过于谨慎所致。因此,如果排除是一件伪作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是一件应酬之作,作者在书写时意兴不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文徵明在绘画上不否定“苍劲”,但更重视“细润”,即不偏重于“苍劲”型的刚健之美,同时加以“细润”,达到一种刚柔适度、精细秀润的境界。这不仅是对技法、技巧的要求,更是对一种审美境界、趣味、风韵的追求。可以说,文徵明是“吴门四家”特有的审美倾向的理论上的阐发者和创作上的实现者。因此,文氏行书,用笔起伏多变,凝重之中稍有率意纵笔,于整肃遒劲中不失虚和舒徐之致;线条或瘦硬挺拔,或圆润饱满,形成丰富的质感对比和韵律变化,洋溢着勃勃生机。但文氏的这一艺术风格并没有被他的学生包括陆师道所全面继承。在创作中,陆氏没有了文徵明调和刚与柔、苍与润的本领,只得到了“细润”之美而丢失了“苍劲”之美,这导致了其行书秀丽有余而刚健不足、谨慎有余而率意不足的弊端。从陆氏对颜楷的改造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审美取向。王世贞云:“子传全得《麻姑坛》法,而以色泽传之,遂为一时书家冠。”陆氏的楷书,即是“以色泽”润《麻姑仙坛记》而“传之”,完全没有了颜字的清雄之气。陆氏的这一审美还贯穿到了他的绘画创作上———他以工细乃至青绿称名于画史的绘画风格与其书法风格完全吻合。

陆氏秉承其师文徵明一贯平和稳健的书法风格,或许与他老成持重的性格有关。由于其本人心性谨严、认真,恪守儒家中和审美风范,故难于真正放开自我,书法无论是楷书还是行书,总体风格以平和温润、端庄严肃为主要特征。其运笔能化激厉为平静,没有剑拔弩张之气,行如作楷,每字每笔皆骨力分明,没有丝毫苟且,却很少有见性情之笔。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从不强调个性化的呈现,而是机警地将古人的形式感融合、转化成为符合他想要的样式。

总之,陆师道此件书法近文徵明晚年的行体,用笔圆熟,颇有文氏的风格;然笔法薄弱,少清刚之气,且少变化,结字亦有不稳的弊病。不过,综合陆氏其他行书来看,他能以清雅、纯正、醇和的品格表现文人士气与隐逸之风,又以其适度的把握,使这种高雅的书法趣味转为平易近人,得以适应当时市民审美情趣的需要,这正是“吴门书派”的群体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吴门书派”发展到明末,滑入因循守旧、徒仿形貌的泥淖。其地位被另辟蹊径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艺术重在继承,但更重在独创。陆师道因敬重文氏而“并传”文氏之法,且“其风尚亦略相似”,这为弘扬文氏书风和“吴门书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陆氏抛弃了吴门前辈提倡的“绝去学今人书”、“直溯本源”的艺术主张,囿于成法,完全依归文氏,致使其艺术终不能达到“吴门书派”的一流水平。这是他在书法上最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