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蒲松龄画像印章之谜
太平天国年画小考
“太平天国年画”即“太平天国时期的民间年画”,也称“太平天国版画”,这个概念是由王树村先生最早著文提出的。根据王先生的介绍,杨柳青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是通往京津的要道。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将领李开芳曾率军驻扎于此。在文化政策方面,太平天国对年画作坊加以保护,准许其自行交易,随意印制,不加干涉。在这一时期,杨柳青出现了一批主要以花鸟草虫为题材的年画,与以往迥然不同,而和南京堂子街某王府壁画一样,都是鱼、雁、鸡、熊等虫鸟花卉,翎毛走兽,或山水风景。
英雄会(33厘米×57厘米)
王树村先生从杨柳青搜集来的太平天国年画共有11幅,每幅高33厘米,宽57厘米,分别为:《寒塘芦雁》、《雪燕梨花》、《杂卉图》、《母子图》、《秋景图》、《田园风趣》、《彩蝶图》、《金鱼满塘》、《猴拉马》、《燕子矶》、《英雄会》。这批作品均为杨柳青年画作坊齐健隆所印刻,是齐家旧藏的墨线着色原稿(粉本),作者不详,原版早已劈毁。王先生认为,这些作品无论是主题思想、构图形式,以及色彩晕染等方面,似都与南京太平天国时期的壁画有相似处,当属太平天国时期的民间年画,对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艺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王树村先生还提到,除了上述年画之外,解放前周宝瑚先生也曾以五幅年画相赠,分别为:《斗猴抢草帽》、《百鸟朝凤》、《猴拉马》各一幅,《草虫花卉》两幅。而其中《猴拉马》一幅边有徒工彩笔草画洪军扎巾士兵像和“太平天国正月初一”八字,但解放后却遍寻不得。而此幅《猴拉马》正与此文介绍者相同,故疑是太平天国时所绘刻。此为判定其为太平天国年画的原因之一。其二,王先生曾经持画询问过杨柳青年画画师阎文华老先生。根据老先生的口述,得知这类画统称作“长毛年画”———指太平天国时印刻,样式还不止这几种。
猴拉马(33厘米×57厘米)
在王树村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杨柳青年画史概要》(见王树村著《杨柳青年画资料集》)中,还曾提到过一幅名为《英雄会》的年画。此幅年画“画一只鹦鹉栖于杨柳枝头,树下蹲坐一黑熊,借其谐音,巧成一幅《英雄会》画题。据说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曾在杨柳青指挥作战并召开过一次英雄会,画面上首三个楷字,还是出自李将军手。”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从太平天国历史出发,也证实了这批年画应是太平天国北伐军自己绘制的,也可能曾吸收了一些杨柳青年画画师参加工作。这无疑进一步证实了王先生的推断。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年画”概念的提出,与王先生对图像的敏感、对实物资料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同时,老艺人的口述也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这是口述史与文献互证的范例。
当然,口述史也有自己的局限。关于《猴拉马》这件作品的寓意,王树村先生记述了阎文华老师傅的口述,即在民间俗语中,有“猴拉马三十六”(山石榴)一语,乃隐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之意,而此幅年画正是太平军撤退时所刻。罗尔纲先生则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因为太平军撤出静海,并不是“退走”,而是“转移阵地”。
此后,大多数学者赞同“太平天国年画”的提法。如在1980年出版的阎丽川先生的《中国美术史略》,就把此时的年画作为“太平天国美术”的一部分。在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绘画百图》里也收录了一幅《母子图》。1984年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杨柳青年画》一书,收录了《燕子矶》、《梨花雪燕》、《彩蝶图》、《猴拉马》、《安居乐业》等五幅年画,在孙宝发编写的“图版说明”中,称这些均是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进驻杨柳青时所绘。从其中文句判断,采用了王树村先生的意见。冯骥才主编《以画过年·天津年画史图录》一书中收录有一幅《寒塘芦雁》,其画面与王树村先生描述的《寒塘芦雁》略有不同,笔者认为此件作品为太平天国年画中的代表作。
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这个提法。如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刘见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杨柳青年画线版选》一书中选取了几幅王树村先生认为是太平天国年画的线版,其中《燕子矶》被归为风景名胜类的题材,《雪燕梨花》、《百蝶图》被归为花鸟虫鱼画,《猴拉马》或属“吉祥年画”类,取“马上封侯”之喻,或为“警世讽喻”类,根据画面的形象分析,可谓之“马上封不了侯也”。在书末收录的文章中及相关的图版说明里,皆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太平天国年画的一字半句。从中可以看出刘见先生对“太平天国年画”概念所持的态度。
总之,关于“天平天国年画”的提法已得到大多数业内人士的认可,以上略举两例以考之,愿与同道共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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