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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水法眼中的恩师

陆门弟子对恩师的判断,大抵是一致的,那就是陆老真的太全面了。研究近当代中国花鸟画,必然面临两个课题:一是从纵向看,传统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画家如何继承与求变;另一个是从横向看,域外文化与艺术强势介入,学人如何取舍与抉择。尽管问题的提出距今已有百多年,但答案还在路上。

何水法与陆抑非先生相识30年,在何水法的眼中,恩师性格温和、为人谨慎、厚道博学。今日回忆起1970年拜陆先生为师之时,何水法24岁,在杭州书画圈小有名气,也与浙江和上海的一些前辈书画家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如杭州的沙孟海、吴茀之、陆维钊,在沪的谢稚柳、唐云、张大壮等等老先生,他们与陆先生一道,当时的影响力都在伯仲之间,但何水法一见陆先生,即心有所属,不做他顾。

陆抑非 白孔雀 1978年 中华艺术宫藏

人的一生,总要认识很多人,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其中,师友二字,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志趣情操养成的外部关键词,肝胆相照需要突发大事件来认证,一般人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但气味相投却是长期交往的必要前提。

1984年,陆抑非先生76岁,而那年何水法38岁,与老先生也正好相差38岁,恰巧印合了毛泽东诗词中的那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恩师给何水法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的刻苦,即便到了60岁还是很用功。“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碑帖、画册的出版物不像现在这么丰富,老先生好不容易借来一些碑帖,如王羲之的《圣教序》,怀素的《自如帖》,宋四家、文征明的字帖等,为了不失真,就每天晚上用拷贝纸把字帖摹下来,并装订成册。”何水法告诉记者。

高徒必有严师。何水法记得在他读研究生时,大约1978年底,浙江展览馆举办了浙江省馆藏的历代书画展,其中展出了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明代吕纪《寒雀山茶图》,他看了后,对何水法说:“水法,这是吕纪重要的代表作,很难得,你去临摹。”何水法吓了一跳,心想,这么大的工笔画如何临摹,还是放在大玻璃橱里面有反光,且没有桌子。他不好意思说只是点头“哦、哦”过去了。谁知过了半个月,聊天中谈起这幅画作,陆老又问他“临摹得怎么样了”,何水法惭愧地笑笑。陆老激动起来:“有没有去临啊”,“没有”。这回他真的发火了,“我叫你临,你都不临”。这一次何水法认真地答应他了,“好的,我去临”。

要知道,当时在展览馆临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浙江省文物局的批准同意,而后何水法找到当时的局长胡一元,签了同意书后,这才有了去临摹的资格。何水法去浙江省美协借了70×100公分的大画板,基本原大的画幅,临摹了一个半月,而这次的临摹,何水法获益良多。用他的话来说:“可谓是一劳永逸。”当然,临摹完后陆老也颇为满意,专程借去给他的女婿带到上海去临摹。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陆老就是位热爱生活的人,他注重从生活中提炼元素融入创作。1973年春天某日,他邀何水法陪他去杭州花圃,在花圃盆景中,陆老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龙吐珠”(马鞭草科灌木),花形像龙的嘴巴一样,五瓣的白色花中间张开一颗洋红的“珠”。因为随身未带纸,他只是观察,记在脑海里。陆老说:“水法,晚上你到我家里来,我要把‘龙吐珠’画下来。”当晚,陆老全凭印象,画了一张四尺三开的写意“龙吐珠”,过了一段时间后,刘江的夫人章培筠女士见到了甚是喜欢,陆老便将它送给了她。

在何水法看来,陆老十分关爱学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陆老的影响下,何水法每隔半月就去一次花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一次在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天还没亮,何水法就到“花港观鱼”了,从一早写生到下午三点打道回府的路上,经过陆老的家——杭州南山路80号,何水法就顺路把写生稿带给陆老看,看完稿子后陆老问:“水法,中饭有没有吃过?”何水法不好意思说,佯装“吃过了。”“水法很节约的,肯定没吃。”当即就让师母拿出饼干、糕点,这一爱护关怀的举动让何水法终生难忘。

艺术家大抵是擅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陆老也不外乎。他不仅脑子灵光,对政治亦较敏感。“他关心时事,常年订《参考消息》,我记得1966年的时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画了《喜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祝贺,画面中一台收音机,一份人民日报,一串红,这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何水法回忆道。

陆门弟子对恩师的判断,大抵是一致的,那就是陆老真的太全面了。研究近当代中国花鸟画,必然面临两个课题:一是从纵向看,传统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画家如何继承与求变;另一个是从横向看,域外文化与艺术强势介入,学人如何取舍与抉择。尽管问题的提出距今已有百多年,但答案还在路上。这样一个十字交叉轴式的难题,很多人画地为牢,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不得解脱。而陆抑非先生,可以说是用一种太极抱球式的招法,把这个十字架握在了双手之间。

很多人可能要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对陆老的研究和学习,做得还不太够,所以对他的定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到位。比如语言,陆老少年时在苏州就读教会赞助的中学,掌握了流利的外语,纯粹的国画家里面,似乎没有几位外语比他好,拥有了一门语言工具,他的交流和交往,其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资料需要去整理。

他身处的时代与他个人的境遇,与当下相较,更有云霓变幻,然而他一直安贫乐道,凭实力而非其他要素,得以在各个时期均坚守在中国画继承与发扬的大道之上。我们看他的作品,不惟常抚常新,亦应从精妙的形式而外体悟其赤子之心,方能发笔墨千年,而精神万古之慨。这样一位如入宝山的卓然大家,值得我们一探再探,也是我们每年一说再说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