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余任天的篆刻艺术

余任天的篆刻艺术

余任天一生坚守“立身唯直,处世唯真,待人唯诚”的原则,“守清贫、甘淡泊”、“宁寂寞、忘荣辱”是他律己的箴言。余任天不管命途坎坷,历经多种磨难。但他对艺术的追求,殚精竭虑,勤奋创作,耕耘不辍。尽管生前渊默深稳,不求闻达,但他却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和伟岸人格,携同他的作品传播于世界。

余任天像

余任天是从民间书画爱好者转化为文人书画家的人。他用画笔所表现出的人格骨力坚毅超拔,成为一个时期不可替代的力量。他不具有学院的文凭,没有良好的条件,却拥有对平庸生活的抗争精神和对艺术创造的挚爱。

余任天一生写“骨”,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艺术,以自己的人品艺德和艺术创作赢得了人们对他的仰慕和敬佩,博得了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艺术大师的激赏。他各种形式的诗书画印作品深为公众所钟爱。

余任天 篆刻 释文:家在浣溪

余任天(公元1908—1984年)字天庐,号归汉室主,别署愤盒盫,所居曰归汉室,浙江诸暨浬浦镇人。余任天出生于一个山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祖圭在村上设塾授徒,业余佃田躬耕以补家用。余祖圭知医,偶亦作画治印。除由父亲启蒙读书外,余任天幼嗜绘画。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浓郁的乡土艺术、民间戏曲和中国书画的熏陶,给予这位天赋敏感的少年以丰富滋养,使他自小就喜爱写字画画。得民间画家指点,17岁的余任天已以绘画播名乡里。1924年春,余任天为求深造,负笈杭州,先后在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和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学习西画。因父亲病故家境贫困,余任天仅在校读了两年半后辍学回乡。为维持家庭生活,余任天接替父亲的教职,担任了当地的小学教师。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余任天先后在诸暨城里的崇实小学、浬浦的翊忠小学等及萧山、嵊县、杭州的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师。期间也曾在诸暨、草塔等地和杭州鬻画。此后,抗战烽火兴起,时在枫桥大东小学任教的余任天,拿起画笔和刻刀怀着满腔激情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画创作,当时学校两旁墙上大幅抗日的壁画,就出自余任天手笔。1940年秋,余任天离开家乡随复兴商业公司浙江分公司辗转永康、松阳、南平到龙泉,“心兵日夜销磨尽,回首故乡尚寇烟”,其忧国思乡的情感,在他的诗句中得以充分表露和寄托。

余任天 篆刻 释文:强其骨

1940年,潘天寿率西湖艺专内迁至永康。那是余任天第一次见到潘天寿,也是第一次与大师级艺术家交往。他们论艺谈文交游甚密,这一时期的请益与耳闻目睹影响了余任天的一生。随后,余任天协同金维坚、毕茂林等在龙泉成立了龙渊印社。印社前后存续四年,结社宗旨为以印会友,交流印艺。亦借方寸山石,一泄爱国情结。兴盛时,社员逾百人。余任天作为常务理事,一方面潜心印事,另一方面,印社一应社务,如《龙渊印社月刊》的组稿、编辑、刻印、发放,多借其一人之力得以完成,作用不言而喻。作为中国第二大印社,又创办了全国首本印学期刊的龙渊印社,其意义已超出了印社本身。

在余任天的篆刻生涯中,用心最多,也就40岁以后至60岁之前近20年时间。早年曾跟乡间印人钟石帆学过一段时间,后自悟自刻,间亦涉猎汉印、西泠八家,并未深究。曾有缘与永康应均先生相识,那是一位真正的民间高手。应均为永康市郊应店村人,从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然一生坎坷,遂以翰墨为寄。精书法,工兰梅,好诗文篆刻。少年时父亲与兄长先后早逝,遂家道中落,只得与嫂子一起经营酒店糊口。一生落寞,几无荣显,诗文书画修养全凭自学不倦而致。应均诸体均擅,而以行草为善,作品包含金石之气。所书条幅多豪宕激厉,然其书法气多于质,意优于形。受其“我字写自己的,图章也刻自己”的艺术信念启示,余任天开始转益多师。受经济条件掣肘,也为掌握过硬的刀功,他去乡间河滩搜捡硬石,自制印石创刻印章。待初得篆刻之道,余任天刻“归汉室”印,其边款曰:“丙戌十月,余于金石书法,皆以汉为归,因镌是印,示专精也。”

余任天从报纸上看到邓散木的印蜕,觉得十分契合自己的印风。特别是了解到邓散木原名邓铁,习印初仿邓石如,把印章刻得婉转流动,风格颇似完白山人而自诩。他的书法老师李肃之在离开上海之前,欲将邓铁介绍给上海的印坛领袖吴昌硕。可邓铁认为赵古泥的印比吴昌硕好,故而投拜到赵古泥门下。后来的事实证明,邓铁和赵古泥是投缘的。自邓铁列入赵氏门墙,他于书法篆刻越发痴迷,朝斯夕斯地练,进步可为神速。赵古泥为吴昌硕弟子,受缶老影响,他注重从封泥、砖文、古陶中吸取养分。邓铁随赵古泥学习篆刻不过五年时间,但赵氏的艺术风格却影响了邓铁——邓散木的一生。受赵古泥影响,邓铁重新认识了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如他在“受苍长印”的边款中刻道:“汉人印如和氏璞,不理不知,其可宝也。后之拟汉者多遗神取貌,虎贲之似终复何补。近世惟吴安吉能摘汉人之髓,盖从封泥古陶中旁参得之。”余任天不仅服膺邓散木的印艺,也同时敬重他不做徒子愿做徒孙的独立人格。余任天于是专程去上海拜邓散木为师,决心收束性情,改恣为正,登堂入室,一探汉印真谛。在上海盘桓多日,获得邓师颇多教诲。此后,余任天所刻多通过沪杭两地书信往返,得其指授、批点,印艺精进。

抗日战争胜利,余任天乘公司回迁,遂辞职至杭州,入在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和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任职,此后定居杭州。这时期因生活稳定,余任天与黄宾虹、张宗祥等相交,使他的书画艺术有了质的飞跃。解放初上述两馆清理冗员,余任天得知自己在被清理之列,这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余任天愤而辞职,在西湖边赁屋自设“归汉金石书画工作室”,以自己的笔谋自家的生活,并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1956年,经潘天寿多次动员,余任天参加了浙江省文联美术组。他以发展传统绘画为根基,深入浙东地区写生,收集创作素材。他将生活、传统、借鉴三者熔于一炉,探索现代中国画艺术的新路,创作了一批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

多年的探索获得回报。1959年,余任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国画研究室第一位专业画家,浙江省美协的专业画家。1962年,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创作了巨幅山水画《富春江严陵濑钓台》,此为那时段内余任天登上的绘画高峰。此后,中国大地面对的是十年浩劫。这期间余任天无论遇到任何打击、折磨都没有动摇他对艺术的执着,尽管生活困顿、眼疾加剧,他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勤奋的实践为新时期的变法作了准备。十年动乱结束时,余任天的视力已到几近失明的状况,他手中的画笔却始终未曾停下。晚年的艺术人生,他超越了自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故乡的山水和雁荡、西湖、富春江是他晚年画得最多的题材,在他的心目中,作为一位画家,应该为山河写照,为时代传神。

在余任天的艺术成就中,篆刻创作是独树一帜的。他的篆刻取法广泛,兼容并蓄。在字法上吸取了汉印、砖铭、简书古朴自然的特征。他还善于用隶意行楷入印,不作无谓的盘曲镣绕、使字法结构显得简括明了。隶书和行楷入印,在当代印更上曾经风行一时,今天看来成功者并不多,很少有能像余任天的探索那样、形成古意森森,异趣盎然,浑然天成的制作。这是他对入印文字驾驭能力的一种体现。他篆刻的刀法猛利劲爽、干净利落,融合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等篆刻大师用刀特征,不滞泥、不作态,一本自然,营造了神清气旺、雄健苍润的篆刻风貌。在篆刻章法上他善于运用大疏大密,块面与线条对比。同时还擅长用大角度的斜线笔画、来打破印面的平板,平中寓奇、空灵流动,极有现代感。

篆刻创作的个性化,来自于个性化的创作观。余任天篆刻创作主张从气势入手,这也是他篆刻创作实践的个性特征。一般认为,治印要从规矩入手,余任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治印管见》中认为“应该从放肆粗野入手,有纵横气概”。他用“幼小看看,到老一半”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两句俗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治印“初学时,被规矩束缚了,及至眼力腕力衰退的时候,欲求放肆,已是力不从心”。这一点对于一般学印者来说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提示,因为它有悖于正统的印学理论,这样的话一般印人是绝不会轻率出口的。

“大未必佳”的印人大有人在,纵然有多种因素。而对于一生勤勉的“大未必佳”的印人来说,症结恐怕还在于缺少“纵横气概”。尤其对于书家、画家、学者等不以篆刻创作为主的人来说,要在有限的创作中自立门户,以气概取胜确是一个最佳的突破口中。余任天篆刻重视气概,也在以气概胜人这一点上获得了成功,这是他的可贵体验。

余任天自署归汉室主,旨意在于金石书法皆以汉韵风神为归。因而他倡导气势,强调放肆粗野等只是一种开端,一个过程,最终要以回归古典为最高境界。所以他同时又要求在以后的实践中“化粗野为朴厚,去纵横为储蓄。工夫到境,火气尽敛,真气内充”并最终达到“稳健圆润”的意境。庄子说“用志不纷,乃凝于神”,这是对一位艺术家意志品质的要求。余任天正是具备了这种优秀艺术家应有的禀赋,成全了他篆刻的卓然成就。

展开余任天的画作,欣赏者会发现他的诗、书、画、印浑然天成,功力深邃,气势磅礴,才气横溢。而这其中,应该特别推崇的是他的山水画。余任天继承了宋元以来中国画的传统,又凭着个人深厚的学养和坚实的生活基础,对山水画创作别有一番意趣,既追求“辉煌又见大家风范”的气概,又钟情于“画来看去却生情”的寻常小景。余任天的山水画创作的独到领悟之处,还在于他将书法中的草书笔法入画,画风独树一帜。综观他的书法,当以晚年所作草书功力最深,成就最大。此时且与绘画之理法浑然贯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书法与绘画双艺齐头并进,同入艺术创造之佳境。他的草书取法张旭、怀素,亦有独到的见解。与寻常极意飞扬跋扈、剑拔弩张而无停蓄之致者,和苦守绳墨,于古人亦步亦趋、未敢越雷池一步者,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富春烟岚》《秋山雨霁》,70年代创作的《风物故山最相亲》等画中, 都隐约可见结体奔放、笔墨淋漓的草书笔法。其画面层次分明,画卷气韵生动,画中峰峦奇峭,林木葱郁,万象毕现。一石一川,一树一草,皆呼之欲出。

余任天认为笔墨作画追求形质,随形质而下笔用墨。古人所谓用笔用墨之法,即在其中矣。在他的山水画里,作云山烟雨,以骨——即草书笔法为主,笔中有墨,墨中有水,不藉渲染乃得妙趣。他还认为创作中国水墨画除用笔用墨外,尤须善于用水。宋之李唐、马远、夏圭;清之石涛,都是善于用水者。后人崇尚干墨枯墨,而山水之生机索然矣。简而言之,他认为书贵瘦硬能通神,绘画亦如此。故六法中有“骨法用笔”一条,骨不坚硬,虽用墨多端,未有不浮靡臃肿与甜俗者。“用墨厚重,用笔圆浑,意境高远,趣味隽永”,国画大师刘海粟以此16字品藻余任天的绘画。

“气宜春夏意宜秋,茂密还从简略求”,余任天的这两句诗题真切地表现出他深邃而耐人寻味的画境。他的题画诗基本上都是自己创作的,所以余任天也是一位诗人。他的思想感情和情趣, 尤其是他的艺术见解, 以及在艺术探索道路上的论述,都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余任天的诗作崇尚自然,不加雕琢,抒发真情实感,洋溢着一片纯真坦诚的性灵。他抒发着新时代艺术家的情感、志趣与识见,因而有特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余任天写诗不是为了文学目的而是为了艺术,不是文学家的诗而是书画家的诗。他的诗,特别是论画诗不仅成为书画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涵盖着笔墨技法、山情水趣以外的艺品艺德,具有鲜明理论色彩。

一艺功成岂偶然,人工天分两相连。

还须滋养源头水,寂寞楼居四十年。

这是余任天的一首论书诗,传递的是他“寂寞楼居四十年”的习书状况。直至临终前一天,余任天还在病榻上与篆刻家陈左夫探讨“何谓浙派”的话题。

余任天在文物鉴赏和书画理论诸方面都有卓见和著述,撰有《天庐画谈》、《历代书画家补遗》、《陈老莲年谱》等。

余任天生前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泠书画院特聘画师、杭州逸仙书画社社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余任天逝世后,诸暨市为其开设了“余任天艺术馆”,由沙孟海题写了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