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种树郭驼橐传》是一篇「醉翁亭记」

大家好，柳宗元《种树郭驼橐传》是一篇「醉翁亭记」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被贬谪到荒远的边郡为官，他的遭遇与商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有类似之处。因此，这篇碑文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文章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译】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析】《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较广。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写的，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译】郭橐驼，不知道他最初叫什么名字。他患了脊背弯曲的病，脊背高高突起，弯着腰走路，就像骆驼一样，所以乡里人称呼他叫“驼”。橐驼听说后，说：“这个名字很好啊，这样称呼我确实恰当。”于是他舍弃了他原来的名字，也自称起“橐驼”来。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里经营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豪富人，都争着迎接雇佣他。人们观察橐驼种的树，或者移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果实结得早而且多。其他种植的人即使暗中观察效仿，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的。有人问他种树种得好的原因，他回答说：“我并不能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长得很快，不过是能够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使它的本性充分发展而已。凡是种植的树木，它的本性是：树木的树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均，它根下的土要用原来培育树苗的土，根周围的捣土要紧实。这样做了之后，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后就不再管它。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放在一边，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本性也就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所以我只不过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只不过不抑制、减少它的结果罢了，也并不是有能力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种树时，树根拳曲着，又换了生土；给树培土的时候，不是过紧就是太松。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过于吝惜它们了，担心它太过分了；早晨去看了，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来望望。更严重的，甚至掐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死是活着，摇动树的根部来看培土是松还是紧，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虽然说是喜爱它，这实际上是害它；虽说是担心它，这实际上是仇视它。所以他们种植的树都不如我。我又哪里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做官治民上，可行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是很怜爱(百姓)啊，但百姓最终反因此受到祸害。从早到晚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煮茧抽丝，早些织好你们的布，养育好你们的孩子，喂养好你们的家禽牲畜！’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唤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饭去慰劳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增加我们的生产，使我们生活安定呢？所以我们既困苦又疲乏,像这样治民反而扰民，它与我种树的行当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问的人说：“不也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为这件事作传把它作为官吏们的鉴戒。

【析】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