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个不消失的街头艺术家呢「怎样才能成为艺术家」

大家好，如何成为一个不消失的街头艺术家呢「怎样才能成为艺术家」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如果你在过去几年里去过伦敦东部，那么你很可能曾看到过卡米尔·瓦拉拉（Camille Walala）的作品。从东伦敦的大东街到肖迪奇高街，这里聚集着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街头艺术家们的作品。今年在拍卖会上因为自毁而广为传播的那幅《女孩与气球》，由颇具传奇色彩的街头艺术家班克斯（Banksy）创作，最初便是出现在大东街的一面墙壁上。

但瓦拉拉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夜网红，却是因为她去年11月受邀到上海街头刷墙的作品，“被”消失了。

美国纽约市下东区安东尼奥·奇科·加西亚（Antonio "Chico" Garcia）的街头壁画，1

文/陈璐

这不是瓦拉拉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她是住在伦敦的法国人。20多岁的时候，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伦敦布里克巷刷墙，那里是著名的涂鸦艺术圣地，遍布着许许多多不同风格的涂鸦作品，但到了早晨，那些画作往往就消失不见，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然而，如今标志性的彩色壁画已经遍布伦敦、悉尼、纽约等国际性城市的公共空间，深受追捧的瓦拉拉估计没想到，这次受画廊邀请到上海进行创作，会再次遇到相似的情景。

瓦拉拉是通过一个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工作的街头艺术家男朋友开始接触街头艺术的。当时瓦拉拉是一名插画家，因为看到男友在公共场所工作的方式，她逐渐有信心把以前在纸上或织物上进行的创作转移到墙面这个更大的画布上。

她从伦敦肖迪奇开始，一面又一面地粉刷着墙壁，并逐渐受到了伦敦观众的喜爱。一位名叫乔治娜的寡妇让瓦拉拉在她位于肖迪奇惠特比街上的排屋背面作画，瓦拉拉将完成后的作品称之为“乔治娜的快乐屋”。在里温顿地的Shutterbug餐厅请她粉刷露台的墙壁，还有位于哈克尼的昆斯布里奇小学的壁画创作……瓦拉拉的事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接管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全套设计，到与匡威、阿玛尼、Urban Outfitters和Facebook等大品牌的合作，再到被邀请参与到伦敦设计周的公共项目创作，在画廊举办展览。

2015年5月，瓦拉拉完成了她第一个正式的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梦想成真”。这是位于伦敦老街上的一栋五层楼高的建筑改造工程，由后期制作公司Splice租赁。该项目由摄影师珍妮·刘易斯（Jenny Lewis）发起，她的丈夫是Splice的创意总监和联合创始人，在Splice搬到老街大楼后，他们在其公共空间建立了一个画廊空间，刘易斯成为了这个空间的非正式策展人。瓦拉拉和刘易斯通过Instagram认识并成为朋友，因为同样喜欢艳丽的色彩、口红和衣服，刘易斯邀请瓦拉拉对这个不起眼的大楼引入色彩，令它在周遭令人感到乏味的环境中跃然而出，从一个普通的黑色巨石变成了一件色彩缤纷、引人注目的艺术品。瓦拉拉曾表示，从那以后，她生活中真正的乐趣和目标就是改变枯燥乏味的空间和墙壁，用大胆的色彩和图案给它们带来新的生命。

2017年，艺术家卡米尔·瓦拉拉在伦敦现在画廊（Now Gallery）展出装置作品《Walala

街头，最好的画廊

今天世界上一些著名的艺术家都是在街头成名的，比如班克斯、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JR、凯斯·哈林（Keith Haring）、KAWS、谢帕德·费尔雷（Shepard Fairey）。

因为纪录片《脸庞，村庄》而广为人知的法国街头艺术家JR，在加州进行TED演讲“艺术改变世界”时，曾谈到过在街头进行艺术创作对于艺术家的吸引力。他说：“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画廊。我再也不需要做一本书，然后把它展示给画廊，让他们决定我的作品是否足够好到可以向人们展出。我可以自己控制，将作品直接面向街道上的观众。”

街头艺术起源于涂鸦以及深受涂鸦启发的艺术家创作，大概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费城开始，70年代后在纽约蓬勃发展，然后在1983至1984年这段短暂时间内，它迅速从美国传播到欧洲，并风靡全世界。街头艺术常常因为发出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颠覆性宣言，而与社会的管理者维持着紧张的关系。1978年一家报纸的头条曾这样写道：“地铁涂鸦：‘艺术’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也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不妥协的精神，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从那时起，街头艺术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性的运动，来自不同地区的艺术家们在世界各地的城市景观上创作作品。

20世纪80年代，街头艺术曾一度受到了纽约艺术界的热烈欢迎，包括让·巴斯奎特在内的许多街头艺术家被邀请进入画廊，但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周刊《村声》上一篇题为《安息吧，涂鸦艺术》（RIP Graffiti）的文章发表后，潮流很快发生了逆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街头艺术家再也没有在画廊展出的机会。直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重要美术馆和博物馆机构再次将这种艺术形式作为展览主题，促成它重新成为一个拥有巨大利益的新市场。

2011年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场名为“街头艺术”的展览，讲述50年来涂鸦及街头艺术历史，在4个月的展期里，它吸引了高达20万人次的观众，并引起巨大的争议。时任馆长的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曾公开表示：“有一群全新的艺术家正在利用街头艺术的美学……我希望另一家博物馆也能像我的博物馆那样举办一场严格的展览，并试图再次树立标准。”

通过进入主流艺术机构的展览现场和收藏体系，街头艺术的受欢迎程度一路飙升，近年来创纪录的销售情况就是证明。2017年5月，巴斯奎特创作于1982年的一幅名为《无题》的涂鸦作品在纽约苏富比夜场拍出了1.105亿美元，由日本实业家前沢友作获得，创造了美国艺术家的拍卖纪录，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张超过1亿美元的创作于1980年后的作品。2018年，英国著名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成名作《女孩与气球》在伦敦苏富比拍卖现场被艺术家本人“自毁”，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并在重新命名为《垃圾桶中的爱》后，最终由来自欧洲的匿名女藏家以104.2万英镑买下。

从非法地下行为到合法公共创作

多年来，街头艺术被贴上了破坏公共环境的标签，各国政府经常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来清理和移除这些作品。2004年，英国曾发起“清洁不列颠”运动，鼓励对涂鸦采取零容忍态度，123名支持此运动的英国国会议员表示：“涂鸦不是艺术，而是罪行。我们将为选民把涂鸦从我们的社区驱赶出去。”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街头艺术正在从充满反抗标记的混乱世界，进入主流的、商业的领域，不少街头艺术家开始受到公共委托进行创作，令它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一些地方的市政官员形成了一种“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的态度，比如在班克斯的家乡布里斯托，市政府就促使街头艺术家在一些规定的合法区域自由创作，而不用担心被起诉。同时他们开始委托有才华的艺术家进入公共空间，以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作画。短短数十年间，昔日被认为是蓄意破坏建筑物并且象征街区衰落的街头艺术，今天成为了美化街区和促进发展的力量，帮助许多城市被边缘化的街区恢复了活力，在塑造城市空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公共艺术项目的资金问题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巨大的开销使得有资源的艺术家有更大的机会创作公共艺术，而更多没有资金的艺术家则还是未经许可，和往日一样搞游击战，秘密地占据街道，在掩人耳目的状态下进行创作。

在美国，大多数的公共艺术项目，包括街头艺术，都必须获得交通部门、公园部门或两者的共同批准。这些市政机构设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核申请许可的材料。这个费用高得吓人，因为市政官员要求作品需要能够防风雨、防涂鸦、防损坏和防事故，这通常需要多个许可证，并且艺术品还需得到受雇于政府的城市工程师批准。

2018年5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夏特纳夫妇（Gillie and Marc Schattner）在纽约阿斯特广场展出了公共雕塑《最后三个》，这件旨在唤起人们对白犀牛等野生动物保护的作品花费了他们20万美元。夏特纳夫妇表示，这笔费用包括了艺术品的制造、运输、安装和拆卸。即使他们获得了乡村联盟这样的大型机构的支持，这尊雕塑的成本也会花掉140万美元预算的14%。同时这笔预算还必须覆盖市中心最繁忙地区之一的街道清洁、公共安全和商业发展的全年开支。

专家们表示，公共艺术的货币化将造成城市空间只能留给那些有能力为自己作品提供资金的最富有的艺术家，节省纳税人的钱的同时，将以牺牲其多样性为代价。资金问题困扰着诸多自由受雇和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的艺术家。对此，2016年非营利组织“美国艺术协会”召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共艺术委员会成员，提出了29个委托公共艺术的最佳实践准则，其中一条规定是，“任何委托创作艺术品的组织或实体都应该为设计方案向艺术家支付报酬”。

2019年伊始，纽约市文化事务专员汤姆·芬克尔－珀尔（Tom Finkel Pearl）就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一般来说，在公共艺术领域，自筹资金是一个问题。但他认为其前景是光明的，比如自己所在的部门就承诺在未来4年为永久性公共纪念碑拨款1000万美元，其中包括在普罗斯佩克特公园新建一座美国首位黑人女性议员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的雕像。这个项目将由一个包括艺术家、艺术史学家和博物馆受托人在内的公共设计委员会进行审查。

1983年，让-米切尔·巴斯奎特在瑞士圣莫里茨创作的一幅绘画作品

街头艺术在中国

中国的街头文化历史很短，从法律法规层面尚未对此类现象做出具体规定。此次争议事件的发生地上海，其实一直备受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进行创作的著名街头艺术家并不少。早在2010年，受上海双年展邀请，JR曾为上海带来了著名的“城市肌理”项目。他为当地老人拍摄了18张黑白巨幅照片，张贴在上海那些因为残破不堪而等待拆迁的建筑外墙上，以提示人们在快速发展的都市中关注老年群体的生活现状和内心状况。这十多面墙壁，只有位于淮海西路570号的红坊和淞兴西路的半岛1919创意园区两处地点经过事先协商，而剩下的作品，JR带领着团队偷偷摸摸地在不为人注意的地点秘密施工进行。这些墙面最终都未能长久保留。

作为目前唯一可供参考的法律依据，中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然而，在具体实施时，其界限却很模糊，往往引发不同的意见。

2014年，德国艺术家马里奥·伟恩伯格（Mario Weinberg）耗费50天，在上海虹口区10幢居民楼的外墙上创作了“北外滩印象城市艺术墙”，总面积达1900多平方米。尽管这个项目得到了虹口区相关机构的支持，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相关人士公开指出过，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在沿街等较显眼的建筑物上涂鸦不被允许。

瓦拉拉这次，根据不少路过观众的描述，她在外墙的户外绘画行为大概持续了超过一周，其间因施工需求在外墙上还设有脚手架。尽管不知道这次被强制性复原的具体原因为何，但该事件在互联网引起了巨大反响和讨论，证明人们对于能够美化街道的公共艺术形式产生了新的需求。

如今，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城市里，那些遍布在各个角落的街头艺术创作，逐渐成为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中重要的一部分，每年吸引了无数游客造访，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包括中国广州在内的不少城市，都选择规划出“合法地带”给街头艺术家进行创作。不过，对于像班克斯这样一些坚持“不合作”精神的街头艺术家来说，这种“隔离区”其实违背了他们进行自由表达的初衷。“我认为人们如此热衷于街头艺术的原因之一是自行DIY的道德准则。”以研究街头艺术和涂鸦而闻名的泰特现代美术馆策展人雪松·路易松（Cedar Lewisohn）曾对《卫报》这样说，“去发现所有新的表达自己的方式，这对他们非常重要。这里有一种自下而上的势头，而非自上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