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喜欢的中国诗人「从日本诗坛走出的中国军人」

时间：2022-11-27 08:53:16 来源：人民中国

大家好，日本人喜欢的中国诗人「从日本诗坛走出的中国军人」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军旅诗人并不稀罕，哪国都有。但生于特殊时期两个交恶的国度，穿其中一国的戎装，却用另一种语言写诗，悲剧就铸成了。悲剧的主人公名叫黄瀛，国人恐怕比较陌生，可在日本，他却是一位诗坛中人，且成名颇早，战前即是诗坛宠儿。

黄瀛（1906~2005），1984年7月13日摄于东京山上酒店

1906年10月，黄瀛生于四川重庆。父系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热心教育，家族创办了著名私立学校治平中学，诗人何其芳即毕业于那所学校。黄瀛的父亲黄泽民是留日背景的教育家，任重庆师范学校校长。黄母太田喜智也是一位教育家，毕业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按当时清日间签署的协定，单身赴渝，担任日语教习。后经教育家嘉纳治五郎的撮合，嫁给黄泽民，生了黄瀛和妹妹黄宁馨。不幸的是，黄瀛三岁失怙。八岁时，随母亲喜智回到家乡千叶县八日市场，妹妹则被留在黄家。

黄瀛到日本之前，并未学过日语。入八日市场寻常高等小学后，经过短暂的适应、调整，成绩便稳居首席，再未掉下。但因系中国籍，升学遭遇种种困难，只好进入私立正则中学。关东大地震（大正十二年）后，黄瀛随母亲回中国，就读于青岛的日本中学，同学中有后成为作家的南条范夫和池田幸子，池田即后来的鹿地亘夫人。大正时代是日本现代诗的成熟期，滥觞于明治初中期的新体诗，经过明治后期到大正期自由空气的发酵，日益定型为一种洗练的口语风自由体诗歌。青岛时代的黄瀛，一方面真切地呼吸到了那种时代空气，另一方面则出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不仅狂热地读新体诗，也尝试创作。灵感所至，有时一天竟会写二十来首，且不满足于在当地日文报纸《青岛日报》上发表，开始向日本国内的杂志投稿。

佐藤龙一所著的黄瀛传记（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1994年初版）

黄瀛的诗才很快引起了日本诗坛的注意。1925年2月，一首题为《晨望》（「朝の展望」）的诗，一举斩获由北原白秋、荻原朔太郎主编的诗刊《日本诗人》评选的青年诗人一等奖，黄瀛收到了从东京汇来的二十元奖金。在颁奖辞中，朔太郎点评道，“黄君对日语确有一副好耳朵，我想这恐怕缘于他是一个外国人（中国人）”，暗示了在诗人的创作中，其混血的边缘文化属性的参与及重要性。据黄瀛的传记作者佐藤龙一披露，黄瀛在说日语时，有比较严重的口吃，“可对诗来说，倒未尝不是一种幸运，酿成了一种其他诗人断无法模仿的独特节奏感”。

1926年，黄瀛进入刚成立未久的东京文化学院。这所和歌山“好有文化”的大富豪西村伊作为其女设立的两年制专修学校诞生于大正十年（1921），揭橥“不遵循文部省政令，实行男女同校”，标榜“自由而独创”，其本身就是“大正民主”的产物。不仅校董会中有作家与谢野铁干和晶子夫妇及画家石井柏亭等文艺大鳄，菊池宽、川端康成等名流也轮流执教，学费比私立名门庆应义塾大学还要贵。黄瀛作为“著名诗人”被编入本科，保证人是诗人高村光太郎。在入学的面试上，面试官与谢野晶子第一句话是：“黄先生，听说你荣膺《日本诗人》的第一名……”在诗歌朗诵会上，黄瀛仍有些口吃，个别语词的重音也不对，但听上去却反而有种抑扬顿挫的感觉，博得满堂喝彩。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反战纪录片导演的龟井文夫、画家堀忠义和女优长冈辉子等。黄瀛与龟井和堀忠义三人住在外和田堀（今京王线代田桥一带），一处由龟井的老爹提供的一户建中，建物名为碧桃庄。“大正浪漫”的代表人物、大画家竹久梦二也住附近，偶尔会碰到。因碧桃庄，而有了后来的同人诗刊《碧桃》。

日本著名诗人、雕塑家高村光太郎为黄瀛所塑头像

文化学院时代，黄瀛一边与高村光太郎、草野心平、奥野信太郎等文坛骁将频密交游，一边为主流文学刊物投稿，创作进入量产期。不过，自幼失怙的黄瀛，始终面临安身立命的问题。母亲喜智是外柔内刚的大和抚子，后加入中国籍，彼时与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宁馨一起住在天津，把重振黄家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写诗不能当饭吃，按母亲的设计，黄瀛从文化学院中退，投考中日两国有官费留学协议的陆军士官学校。当然，以“陆士”为目标，客观上还有一个理由，即宁馨已与何应钦的外甥何绍周订婚。这意味着，只要黄瀛能考取陆士，作为国军二号人物的姻亲，未来是有保证的。对黄的选择，曾写过脍炙人口的和歌“请君勿死”（君死に給ふことなかれ）的学监与谢野晶子深感遗憾，明确表示反对（“黄先生，去当军人可不成呀”），但黄瀛去意已决。

1927年，黄瀛作为第二十期生，进入陆士，成为戎装诗人。与文艺圈的交流更趋广泛，宫泽贤治、室生犀星、井伏鳟二等文坛巨擘，均在这一时期进入诗人的通信薄。同时，与黄瀛的交游也变成了一些日本作家小说中的情节。而那时，国军北伐正酣，日军趁机出兵山东，占领青岛、济南，大陆战色愈浓。作为诗人，黄瀛的感官异常纤细，感受着日益收紧的时代氛围，原本就有些过敏的文化身份问题，变得更加敏感，有如裸露的神经。他在自己的诗《七月的情热》中写道：

从白色阳伞的日荫下

我看到美艳的神户混血儿

我见她妆容整饬

宛如被露水打湿的百合花

——令人落泪的处女

父亲——

母亲——

生于他们中间的混血姑娘

那姑娘美得令人如此神伤

白いパラソルのかげから

私は美しい神戸のアヒノコを見た

すっきりした姿で

何だか露にぬれた百合の花のやうに

涙ぐましい処女を見た

父が――母が――

その中に生れた美しいアヒノコの娘

そのアヒノコの美しさがかなしかった

这里，诗人也许预见了父亲的国与母亲的国兵戎相见、战火交接的那一刻，“混血儿”既是文化的隐喻，又像是自况、自怜。但对即将到来的大时代，显然已有心理准备。日本研究者认为，彼时，黄瀛有正在交往的日本女性。后诗人在追悼高村光太郎的文章中坦言：“战争把一切都变得凄惨无比。也由于战争，我彻底打消了与深爱的人结婚的念想。”

黄瀛在日出版的诗集《瑞枝》（左）与《景星》（右）

1930年5月，处女诗集《景星》在东京刊行（BON书店）。翌年初，黄瀛回到中国，任国民党陆军特种通讯总队少将总队长，驻扎南京。是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1月，第一次“上海事变”（一·二八）爆发，中日关系走上不归路。1933年12月，黄瀛的第二部诗集《瑞枝》出版（鸟羽书店），由高村光太郎作序，序文的后面，是木下杢太郎的序诗。

加入何应钦部后的黄瀛，尽管军服从皇军换成了国军，仍不改军旅诗人本色。南京城书店有限，日版书尤其少，黄瀛每月都会去上海，泡内山书店、扫日文书是主要目的。一来二去，与老板内山完造自然有了交情。随后，又在内山的引荐下，结识了鲁迅。第一次会面，是在1934年初冬。天气很冷，大家围着内山书店的火盆聊天。鲁迅拉着黄瀛的手说：

黄先生，我找你可找了好久了。常常听到日本艺术家们谈到你，说你是能在东京吃稿费的中国人。你的诗作我看过了，中国人能够用日文写作是太少了。所以我特别关照内山先生，请他约你见见。

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黄瀛都记得鲁迅当时吸的是很便宜的金鼠牌香烟，“他的笔平时那么尖刻，可对人竟这么关怀体贴”。黄瀛介绍了日本文艺界的情况，特别谈到了小山内薰主导的筑地小剧场的事，鲁迅很感兴趣，顺便聊到了上海，由一群留学生倡导的文明戏的短板。

黄瀛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总有七八次，后来无话不谈。鲁迅会向黄吐槽，“在上海不自由，我也只好蹲到租界里来”；知道黄在南京当军官，便说“你不该当军人，不要放下手中的笔”，还鼓励他把《聊斋志异》译介到日本去。但内山书店岂是世外桃源？黄瀛在上海接触鲁迅的事，很快便引起了南京政府的警觉。一天，黄的顶头上司对他说：“何部长（应钦）希望你不要在上海和不三不四的文人往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黄毕竟是有军衔的人，遂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将自己的难处和盘托出，并请求鲁迅的原谅。鲁迅何等聪明，听罢坦然说道：

黄先生，这种情况我早就料到了。我很喜欢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和我坦率交谈。我弟弟（周建人）差不多每周都来舍下，本想请你一起到我家里做客，但我小孩身体不好，有些不便。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不要作无谓牺牲。很快就有仗打，不过，但愿我们后会有期。

黄瀛特意带了几罐英国CAPSTAN牌香烟，鲁迅未加推辞便收下了：“我平时都吸便宜的烟，这么好的烟，留着招待朋友吧。”

“很快就有仗打”，竟一语成谶。战时，汉学家、庆应大学教授奥野信太郎在北平留学。奥野与黄瀛亦师亦友，是文化学院时代的老交情。奥野有时会寄庆应系文学志《三田文学》等日刊给黄，俩人有一搭无一搭地交换北平和南京的文艺信息和段子，通信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黄瀛在1937年5月17日致奥野最后一信的末尾，以他特有的幽默缀笔道：

你那边好像动静不小，请注意不要被人错当成大人物。世道骤变，乾坤扭转，我却茫然得很。最近我会去各处转一转，大约五十天左右。信请寄到我的队里来。

黄瀛毕竟是国军高阶军官，自然知道北京城反日情绪高涨，以日本人为目标的袭击事件时有发生，故提醒恩师多加小心，“不要被人错当成大人物”。

可不承想，黄瀛自己却“被人错当成大人物”，且险些被执行枪决。1937年9月25日，《中国新闻》（日本中部地方报纸）刊登了一条“行政院秘书被枪杀”的消息，说“行政院秘书长黄瀛君”因汉奸罪被枪决。一时间，日本文坛骚然，报章杂志上出现了很多悼文、悼诗。文坛领袖井伏鳟二写了四千字长文《事变余话》，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1937年12月20日夕刊）上，追忆与诗人的过往，为“知日派”知识人鸣不平。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知道当初《中国新闻》的消息是误报，可报纸方面却始终未做出解释，也未见发表更正启示。

据笔者自己粗略考证，《中国新闻》应该是搞错了人名，把因向日谍出卖国军拟封锁吴淞口，然后集中陆地炮火，将游弋在长江上的数十艘日舰一举击沉的核心军事秘密，而以叛国罪处决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濬（黄秋岳），错当成黄瀛，结果成了乌龙报道。黄濬比黄瀛年长十五岁，早年也曾留日，是老资格的知日派，但在日本的知名度，显然不及黄瀛。

抗战胜利后，黄瀛作为少将级翻译官，曾随同国军首席代表何应钦，参与了南京和芷江的受降仪式。1949年，黄瀛在贵州率部起义，投奔中共。后因“间谍罪”两度系狱。文革期间，被剥夺自由长达十一年。1978年，“改开”后被解放，在四川外语学院讲授日本文学，1981年，升任教授。1984年夏天，应日本文化交流协会邀请，黄瀛阔别近半个世纪重访日本。为此，东瀛故旧九十三人众筹二百万日元旅费。6月25日，日本文艺界在神保町的山上酒店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以文化学院、正则中学时代的友人为中心，包括文坛耆宿井伏鳟二、中川一政、草野心平、南条范夫等在内，百余人出席，妹妹黄宁馨也专程从美国飞到东京。

2000年7月9日，千叶县铫子市新生町中央公园内，立了一座黄瀛诗碑：

大风呼啸，利根川波涛汹涌

你我带着海潮味，我们的眼前

荒凉的阪东太郎——“躺平”

風ノ大キナウナリト利根川ノ川波

潮クサイ君ト僕ノ目前ニ

荒涼タル阪東太郎横タハ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