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讲的是「洛阳纸贵是讲谁的」

时间：2022-12-08 16:05:45 来源：野叟杂谈

大家好，洛阳纸贵讲的是「洛阳纸贵是讲谁的」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古典文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文学之林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发源于河洛地区，而且河洛地区也是其发展的核心区域。

一、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

对于文学的起源，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说。就中国古典文学而言，有的学者将其源头追溯到商代。认为自从有了相对成熟的文字，就为文学的书面表达奠定了基础。不过相对来说，甲骨卜辞不能被看作是有意的创作，应该被看成是档案的性质。其中，或许会有一些文学的萌芽，但毕竟还过于原始。也有人将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周易》的卦爻辞，其实卦爻辞与甲骨卜辞性质相同。也有人将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尚书》，且不说《尚书》中有很多篇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就其比较真实可靠的篇章来说，他们的性质属于政府的文告，一般也不宜直接纳入文学范畴之内。也有人将文学的源头追溯到神话。的确神话相对于卜辞和《尚书》具有更多文学的成分，不过由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神话，都是由后人整理记录的，已经不再是其原始风貌了，所以我们无法考察他们最初是起源于何时，最初的面貌是什么样子。因而，讲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一般人们都会追溯到《诗经》。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西周到春秋时期诗歌的汇编，总共有三百零五篇，因而也被称为《诗三百》。它具体的作者大多已经不可考了，而且是谁编的，也已经搞不清楚了。相传原来有三千多首诗，孔子把它删节成三百零五篇。这是不可信的，因为从《左传》中可知在孔子少年时期，《诗经》就已经大体完备了。可以认为，《诗经》的编订基本上是由东周的史官们在洛阳城中完成的。当然它的最后定型可能是在战国末期。但是孔子可能对《诗经》也有过整理，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也就是说，孔子在晚年回到鲁国后，曾经整理过《诗经》中的《雅》和《颂》。孔子用《诗经》做教材来教育弟子的情况在《论语》中还多有记载。

《诗经》分为三部分：风、雅、颂。《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他们是贵族宴会上演唱的乐歌。《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他们是贵族在宗庙祭祀时演奏的乐歌。这些的文学性相对来说不是太高。

《风》包括了：《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合称十五国风。这部分主要是民歌，这是诗经之中文学价值最高的部分。就地域而言，《周南》、《召南》目前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其他十三部分之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陈风》《桧风》七部分都是河南民歌。《魏风》《唐风》《曹风》也都在今天广义的中原范围之内。

《国风》的内容十分广泛，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首先，是歌唱爱情、婚姻、家庭的诗歌。在中国古代，经学家们要么是把这些爱情诗歌扯到政治上去，要么是直接斥之为“淫诗”。其实，爱情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在《诗经》中有三分之一是爱情诗歌。比如《郑风》的《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兮，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杨天宇先生的翻译是：“仲子啊我求求你，不要越过我家的园，不要攀折我种的檀。难道我敢吝惜它？就怕别人来多言。仲子呀可惦记，别人多言，也真让人畏惧。”[2]比如《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程俊英先生的翻译是：“出了东城门，女子多如云。虽则多如云，不是心上人。白衣绿裙妻，喜欢又相亲。”[3]

其次，则是劳动人民生活的反映。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4]有的控诉了所受到的沉重剥削，也有的描写了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

再次，春秋时代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国破家亡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还有一些诗就表达了这样的故国之思。比如《王风》的《黍离》：“彼黍离离，彼麦苗苗，中心靡靡，行迈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幽幽苍天，此何人哉！”程俊英先生的译文是：“看那小米满田畴，高粱抽苗绿油油。远行在即难迈步，无尽幽思闷心头。知心人说我心烦忧，局外人当我啥要求。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是谁害我离家走！”[5]

《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赋”是通过客观事物的直接描绘与叙述以表达主观思想情感的一种方法。“比”，就是比喻，是借客观景物做比况，使要说明的事物和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更具体形象。“兴”是用眼前景物为比喻和象征，把它作为诗的开头，然后引出要歌颂的本事。

《诗经》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乐府民歌

“乐府”最初指的是负责音乐事务的政府机构，在汉代由乐府负责征集民间歌曲并加以适当的编排，使之适合在宗庙、殿堂、宴会或其他场合演唱。这些诗歌，在当时被称为“歌诗”。它们在魏晋以后也被称为“乐府”，甚至后来魏晋六朝时期一些文人用乐府旧题所写的诗，不管是否合乐，也都被称为“乐府”。[6]

汉代的乐府诗歌，有一些是文人的创作，不过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民歌。这些民歌被称为“俗乐”，但是上层社会中也有“俗乐”流行。他们代表了两汉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成为继《诗经》之后，中原地区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宋代郭茂倩在编《乐府诗集》的时候，将乐府诗歌划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汉代的乐府诗歌主要保留在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之中。其中相和歌辞主要是民歌。

汉魏六朝乐府民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十分丰富。首先，反映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中原民众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木兰辞》。据说花木兰是河南商丘虞城县人，《木兰辞》就记载了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近代以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更在豫剧舞台上完美地再现了花木兰的艺术形象。

其次，爱情、婚姻是诗歌永恒的主题，乐府诗歌中也留下了大量的爱情诗歌。最著名的就是《孔雀东南飞》，该诗描写了刘兰芝和焦仲卿之间忠贞的爱情以及他们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千载之下读之仍使人动容。一些表现爱情的短诗，也充满了激情，比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7]

更多的乐府诗歌则是劳动人民生活的反映，这些诗歌如实地描写了民生的疾苦，真实地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腐朽以及种种社会矛盾。比如《十五从军行》就描写了一个少年从军，耄耋之年才回归家乡的老人面对垒垒荒冢时悲愤的心情。《妇病行》则描绘了汉代劳动人民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挣扎于死亡边缘的生活惨象。

在这种情况之下，劳动人民只有奋死反抗一条道路可走了，《东门行》就描写了劳动人民决定拼死一搏的决心：“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8]

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汉魏六朝时期的中原乐府民歌，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邵毅平先生就曾说道：“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和困苦。”[9]因而，这些乐府诗歌，也往往成为后世文人创作时重要的模仿对象。

三、汉魏时期文学的自觉

无论是《诗经》，还是汉魏乐府诗歌，大多为民间质朴的歌声，并非文人主动的创造。而先秦诸子，虽说文采飞扬，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而非单纯进行文学创作。进入两汉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文人主动的文学创作，这都为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奠定了基础。[10]

（一）两汉大赋

作为一种文体，赋的起源比较早。《诗经》之中就有了赋的表现手法。而汉赋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汉代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汉赋表现出飞扬雄浑的艺术特色。

根据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两汉时期较早地进行赋的创造者要说是洛阳才子贾谊了。他的赋作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最为知名。在这些作品中贾谊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人鸟对话独特想象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真正的汉代散体大赋的写作，要从梁园文人集团开始。汉文帝封自己的少子刘武为梁王，他就是梁孝王。梁孝王在睢阳东南平台一带大兴土木，建造了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梁园。梁孝王也雅好文章，因而在他的周围也聚集起一群文人学士，被人称为“梁园文人集团”。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诡、羊胜等人，开启了两汉散体大赋写作的华美乐章。

进入东汉以后，洛阳成为汉赋创作的中心。东汉的赋作也逐渐改变了西汉时期铺陈夸张、劝百讽一的特点，现实主义的传统开始有所回归。虽说好像少了西汉的恢宏，但也少了西汉大赋的晦涩。比如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班固的赋作，就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人文情怀。在班固的《两都赋》中，超越了西汉大赋的浪漫想象，开始关注于现实的描绘，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儒家伦理色彩。在对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的对比中，刻意强调了东都洛阳所体现出的文风儒雅。而且就文体形式而言，从班固开始也改变了西汉时期散体大赋的散文化方向，开始大量使用骈偶对仗的形式，注重内容的典雅和实证，平实坦荡，娓娓道来，说理充分，读之亲切自然。

在班固之后则有南阳人张衡再度将汉赋的写作推向了高峰。早期，张衡的赋作多为模拟前人的作品，可以说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后期的赋作，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逐渐走向成熟。其中，《二京赋》以其严谨的结构而被称为汉赋中的精品。《二京赋》的写作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打磨，逐句琢磨，逐节锻炼，洋洋洒洒，淋漓尽致。尤其是对东汉洛阳的描绘，宛如一幅丹青长卷，生动形象，栩栩如生。所以后来东汉末年祢衡的《吊张衡文》中称赞张衡是：“下笔绣辞，扬手文飞。”[11]《归田赋》则实现了汉赋从鸿篇巨制向短小精悍的转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

从汉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于文学自身价值的主动追求，通过他们的创作，文学已经逐渐从附庸发展为大国。这已经开启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

（二）文学自觉的到来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曾经有诗说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东汉末年，空前的战乱促进了建安文学走向顶峰。建安文学的代表就是“建安七子”和“三曹”父子。

“建安七子”指的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七子”主要活动于邺城和许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建安七子”的诗作标志着五言诗体裁的成熟，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抒发胸臆，都运用自如。代表作有徐干的《室思》、《饮马长城窟行》等。他们的抒情小赋相对于东汉后期，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抒情色彩更为浓厚，而且他们的作品对于现实的反映更为深切，所以后人提到建安文学，往往以“风骨”二字相标榜。建安七子的散文写作也都独树一帜，比如孔融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陈琳的《讨曹檄文》气势磅礴，酣畅淋漓。建安七子的诗文创作，并非是无病呻吟，是乱世苦魂的真实写照。

“三曹”父子的文学创作相对于建安七子，取得的成就更大。曹操的诗作以四言诗为主，雄浑大气，主要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忧国忧民的救世情怀。比如面对东汉末年空前的社会动荡，曹操在《蒿里行》中发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不一，念之断人肠”的感慨，[12]《短歌行》中“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表达了曹操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13]《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14]曹操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比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15]但寥寥数笔就将大海的波澜壮阔表现得淋漓尽致。曹操的文章以《让县自明本志令》、《唯才是举令》等为代表，鲁迅曾评价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得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16]尤其是《让县自明本志令》里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17]让人能非常清晰地感受到曹操的英雄霸气。

曹丕也自幼雅好文辞，代表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被认为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七言诗。《燕歌行》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内心的怨愤和惆怅。曹丕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对建安文学精神风貌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由此形成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三曹父子之中，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曹植自幼就被称为“绣虎”，天资聪颖，才思敏捷，一度获得曹操的宠信，几乎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曹丕称帝后，曹植备受打击。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后期的曹植写了大量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悲愤心情的诗歌，情感充沛，个性鲜明。曹植的代表作就是《洛神赋》。此赋以幻觉形式，叙写人神相恋，终因人神道殊，含情痛别。有人认为此赋表达了曹植对嫂子甄氏的暗恋之情，也有人认为曹植是假托洛神，寄心曹丕，抒发自己的苦闷的心情以期能打动曹丕。格调凄艳哀伤，辞采华茂，被人们传送千古。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自觉”指的是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文学自觉的表现在于，首先文学独立的价值被充分肯定，其次各种文体逐渐完备，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理论也开始走向成熟。[18]而魏晋时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全面到来的时代。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代表，它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在《典论·论文》中，曹丕高度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将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9]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20]

在这样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里，洛阳城中才子云集。左思来到洛阳城中写下了一篇《三都赋》，洛阳城中纷纷传抄，以至于洛阳纸价为之上涨，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典故。还有一位才子潘岳，字安仁，不仅文采飞扬，而且其人非常的潇洒帅气，是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美男子。据说潘岳每次外出的时候，他的车上都会被扔满了鲜花和水果，从而留下了“掷果盈车”的美谈。

四、古文运动

“永嘉之乱”打破了魏晋时期洛阳城文学创作的繁盛。东晋以后，文坛上骈体文一枝独秀，引领了此后数百年的文坛创作。骈体文讲究对仗和用典，辞藻华丽，在一定程度上将文章的形式美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对于形式的过分追求，也影响了对内容的表达，形式僵化，内容苍白。入唐以后，逐渐开始有人提出改革文风的主张。不过古文运动的真正到来则是韩愈提倡和推动的结果。

韩愈，字退之，是河南孟州人，因其郡望为昌黎而被人称为韩昌黎。韩愈不仅生在河洛地区，而且长期活动于河洛地区，在其仕宦生涯中，洛阳是重要的一站。而韩愈在洛阳的文学活动，也推动了古文运动不断走向高潮。

韩愈画像

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不过个性刚强的韩愈本人却并非以文学之士而自期。他看到当时佛道的流行，出于捍卫儒家道统的需要，提倡改变文体，从而提升宣传效果。他认为相对于“道”而言，文不过是形式和载体，文以载道，文是道的承载工具，因而形式要服从于内容，形式要和内容实现统一。

韩愈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之长，“宜师古圣贤人”。[21]同时，他还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22]“惟陈言之务去”。[23]韩愈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是其文学作品的灵魂，因而提出了养气论，他说道：“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4]也就是有了灵魂之后，具体的形式已经不重要了，无论篇幅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下都是适宜的。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他认为文学作品都应该是现实的反映，是作者情绪的自然流露。具体的写作技巧上，韩愈强调文章要“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文章的代表作有《原道》《师说》《马说》《谏迎佛骨表》等，很多都已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在这些文章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韩愈因对道义的强烈自信而表现出的磅礴气势，带有非常浓烈的情感色彩。所以宋代苏洵就说韩愈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25]后人也将韩愈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可以说，韩愈本人很好地践履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当然，韩愈的文章并非仅仅依靠声调的高昂取胜，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言辞犀利，说理透彻，有着非常强烈的逻辑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名篇《原道》之中。

韩愈文章的语言凝练生动，用辞准确而又鲜明，既具有创造性和表现力，韩愈不仅善于学习先秦、秦汉时期的典雅语言，而且也非常注意结合唐朝当代语言的特点，创造出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语言。韩愈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多韩愈所创造的词汇仍然活跃在现代汉语之中，比如：“蝇营狗苟”、“摇尾乞怜”、“面目可憎”、“垂头丧气”、“佶屈聱牙”、“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等等。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进入宋代以后，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尤其是经历了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的文学实践，终于使得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成为历史的陈迹，平实通畅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散文创作的主流。他们也都曾在河洛地区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被人们千古传诵。而且，他们也都对河洛这片厚重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欧阳修、苏轼、苏辙甚至选择中原作为他们的长眠之地。如今新郑的欧阳修墓和郏县的三苏坟都可以经常看到人们凭吊文豪的身影。

五、诗词的盛宴

中国堪称一个诗歌的国度，河洛地区更是诗歌发展的核心区域，有着悠久的诗歌创作传统。如前所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经》，汉魏六朝又有乐府诗歌。进入唐朝以后，诗歌的创作逐渐达到了顶峰。

（一）登峰造极的唐诗

唐代以诗赋取士，极大地推动了唐朝的诗歌创作。唐朝是律诗登峰造极的时代，在唐朝律诗不仅从形式上走向成熟，而且在艺术水平上也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唐朝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诗作数量实在惊人，清康熙的时候由曹寅编的《全唐诗》中共收录了2300多人的48900多首诗。

唐朝诗人不断涌现，上至帝王，下至普通官员，都有诗歌流行。比如，宰执大臣中张说也以诗文知名，他的《九日进茱萸山诗》中说道：“家居洛阳下，举目见嵩山。刻作茱萸节，情生造化间。黄花宜泛酒，青岳好登高。稽首明庭内，心为天下劳……”[26]就连宫女上官婉儿也有诗歌传世，比如《彩书怨》：“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27]《全唐诗》中收录她的诗三十二首，五言律诗就在她的倡导下趋于定型，成为考试体裁、正统格式。

这不仅是因为唐朝以诗赋取士，诗歌在唐朝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诗歌也是唐朝文化的体现。唐朝并非汉晋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经历了汉魏六朝汉胡互化之后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从而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高峰。而唐诗正是唐朝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我们回顾唐诗的发展历程时，河洛地区绝对不能忽视。首先，河洛地区是众多诗人的家乡，比如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元结、元稹、崔浩、李商隐等都是河南人。而且河洛地区也是诗人交往和创作的中心舞台，众多诗人在河洛地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比如李白和杜甫在洛阳初次相遇，贾岛在洛阳城中首次拜谒韩愈，晚年的白居易更是在洛阳城中为后人留下了一千多首诗歌。

唐诗的内容极其丰富，体现了唐人开阔的胸怀，反映了唐人丰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唐诗几乎深入到唐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举凡朝政得失、国家兴衰、将相忠奸、战事胜负、宫廷歌舞宴乐、民间渔樵耕织、官吏的诛求贪婪、民生的哀怨疾苦、中外的通商聘问、边塞的祭神牧猎、山河景观、田园风光、琴棋技艺、书法画境，各种素材无不入题。从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致君尧舜、立功边塞的壮志，到隐居山林的闲趣，思恋情人的哀怨；从饯别送行、羁旅思亲的离愁别恨，到累第不举、落魄淹蹇的牢骚怨恨，各种感怀均得抒发。”[28]

白居易画像

大体而言，唐代河洛地区的诗歌创作，其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表达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田园生活总是那么惬意，那么自然，往往是诗人神往而不得的生活方式。比如孟浩然《上巳日洛中寄王迥十九》诗曰：“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斗鸡寒食下，走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连，不知王逸少，何处会群贤。”[29]这首诗就描写了三月上巳日在洛阳斗鸡、走马时的轻松愉悦。

第二，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祖国大好河山，莺飞草长，激发了诗人创作的热情。比如杜甫就有：“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30]从诗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诗人对江山的热爱。有时作者通过描写自然景色，寄托自己的深意。比如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31]

第三，边塞是唐诗的一个重要表现对象。一些诗人虽然未曾到过边塞，但也受到边塞诗歌的影响，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也有一些边塞诗的影子。比如杜甫的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就是杜甫在河南郾城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后的作品，在这首诗歌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一股豪气。

第四，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是诗人创作的主要动机。在一个积极进取的朝代，士人往往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河南巩县人杜甫，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所以杜甫是正统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捍卫者，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32]虽然杜甫一生困顿，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才当了几任小官，但杜甫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杜诗最为感人之处也就在于他信念的坚定，因而杜甫才被后人尊为“诗圣”。

第五，民生疾苦也是唐诗的重要表现内容。这类诗歌当以杜甫为典型代表，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困顿而漠视民众的疾苦。杜甫的佳作多是在乱世中完成的。比如著名的《三吏》《三别》。这些诗作，是乱世的真实写照，所以杜诗也被人们称为“诗史”。在杜甫的诗歌中体现着很深厚的人文关怀，比如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33]从中可以体现出诗人推己及人的情怀，以诗歌的形式完美地诠释了儒家“仁”的精神理念。儒家美学思想指导下的杜诗以“应须饱经术”[34]为准绳，要求形式服从内容，形式与内容严格统一，为盛唐诗歌创作的规范化、严密化奠定了基础。

第六，唐诗中也体现出唐代诗人对张扬个性的追求。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因而唐朝诗人也多有个性鲜明之士。他们张扬的个性，也往往体现在他们诗歌之中。但张扬的个性，往往难为世俗所接受，对个性的追求，最终的结果是平添内心的苦闷。最典型的莫过于号称“诗仙”的大诗人李白。他在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后，受元丹丘之邀，来到嵩山，写下了著名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35]虽然诗人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是最终也只能在沉醉中“与尔同销万古愁”。“在李白的眼里，人间是污浊的、黑暗的、不自由的，只有到山林、仙境、梦境中才能得到自由和解放。”[36]

第七，表达怀才不遇的苦闷。任何时代都会有怀才不遇的情况发生，都会有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李商隐祖籍怀州河内，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李商隐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之间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生。因而在李商隐的诗歌中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的苦闷，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37]表面上看是在感慨洛阳才子贾谊的不幸遭遇，实则是诗人自况而已，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唐诗之中的众多咏史诗，很多都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比如刘禹锡的《蜀先主庙》：“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38]蜀先主因重用诸葛亮而立业，后主不能用贤而亡国。也可以感觉到作者自己怀才不遇的沉闷。

第八，爱情诗歌。爱情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唐诗中也留下了大量有关爱情的诗篇。李商隐的爱情诗歌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的极致。李商隐爱情诗歌的特征是真挚、深沉，他的诗不同于一般的爱情诗歌描写男欢女爱之情，而是更注重精神的追求，注重感情的升华。比如他的几首《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39]“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莲台类转篷。”[40]

第九，节庆生活。节日生活是民众生活中难得能够放松的时刻，这些节庆也往往是诗歌的重要内容。比如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说：“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41]描写神龙元年（705）上元夜，官府取消了通常的夜禁，洛河上的天津桥也将铁索打开听任游人往来。月光下游人熙熙攘攘，女伎则边走边唱。晚年的白居易定居洛阳，每逢佳节，必有诗作。有一年过年，白居易前往刘禹锡家中做客，自然少不了觥筹交错，赋诗言志了。刘禹锡《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渐入有年数，喜逢新岁来，震方天籁动，寅位帝车回。门巷扫残雪，林园惊早梅。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42]白居易则是回敬了《新岁赠梦得》：“暮齿忽将及，同心私自怜。渐衰宜减食，巳喜更加年。紫绶行联袂，蓝舆出比肩。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43]

第十，民众的生产生活在诗歌中也有反应。这类诗歌，尤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诗歌为代表，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44]在白居易的诗歌中经常可以看到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身影。比如《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45]

（二）宋词的辉煌

进入宋代以后，诗歌创作的繁荣依然得到了延续。但是，相对而言，宋代的诗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无法与唐朝相提并论。相反，被称为“诗余”的词，在宋代却大放异彩。在宋代，无论是词作的数量，还是所达到的成就，比之唐诗都毫不逊色。上至帝王，下至一般的文人雅士，几乎都有词作传世。而且在宋代，词无论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重大的突破。

宋词是唐诗之后的又一种诗歌体裁。相对于唐诗，宋词的音乐性更为突出，每首词都需要按照一个词牌，依据该词牌的声调来填写内容，因而相对于诗歌的创作，词的创作被称为“填词”。唐诗中，每首诗句子长短基本一致，而宋词则是根据词牌的要求长短不一。因而，宋词也被称为长短句。

关于词的起源，现代学者普遍赞同“民间起源说”，即认为作为诗歌体裁的词，大体起源于民间的“曲子词”。“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罗列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演唱的小曲。”[46]最初大约形成于隋唐，中晚唐以后，开始出现一些文人创作的词。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中就收了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位文人的词作。到五代时期，词的创作开始普及，尤其是南唐中主李璟、南唐后主李煜的创作，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文学形式的成熟。

南唐后主李煜，早起的词作多是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之情，但在南唐国破，李煜本人被俘到开封以后，他的词作开始转向深沉，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溢于言表。李煜的亡命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47]故国之思毫不掩饰地流露无疑，以至于宋太宗读后大怒，派人用“牵机药”将他毒死。死后，李煜被葬在洛阳北邙。作为一个帝王，李煜显然是非常失败的亡国之君。不过，作为一个词人，李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恰恰是他的悲剧人生促使他的词作达到了空前的艺术高度，进而对宋词的创作起到了极大地推动和引领作用。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娱乐生活也渐趋丰富，勾栏瓦肆之中除有杂剧、说话等娱乐以外，也少不了歌女的身影。而且北宋社会风气也相对开放，即便士大夫的雅集也往往会有歌女助兴，这也刺激了文人对词的创作热情。因而早期的宋词，多描写男女之情。这类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突破了儒教伦理的限制，表达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北宋文人词作的代表，当推柳永的作品，当时号称“凡有井水处饮处，即能歌柳词”，[48]说明了柳永作品的流行程度。柳永对于词的贡献，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他在形式上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在内容上把词从官词解放出来，大胆引进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

相对于柳永词作的婉约，苏轼则是开创了豪放派。据说苏东坡在玉堂署任职的时候，恰巧属下有一幕士善歌。于是苏东坡就问道“吾词何如柳七？”幕士答道：“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郎，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49]这段记载，虽属戏言，但也反映出二人词作不同的风格。

[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子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1页。

[2] 杨天宇：《诗经：朴素的歌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3]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4]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宣公十六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

[5]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6] 可参看萧涤非先生《关于“乐府”》，收《萧涤非说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8]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

[9]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10] 杨树增先生《汉代文化特色及其形成》一书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发生在汉代，参看其第二编《“自觉”创新的文学》第一章《汉代文学特色总述》第一节《文学的“自觉”始于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杨先生混淆了文学的发生和文学的自觉两个不同的概念，以杨先生的论证方法，我们完全可以证明文学的“自觉”始于先秦。假如我们还承认有所谓“自觉”，那么这样的“自觉”，只能发生在魏晋时期。

[11]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43页。

[12] 曹操：《曹操集·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

[13] 曹操：《曹操集·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页。

[14] 曹操：《曹操集·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15] 曹操：《曹操集·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16] 鲁迅：《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收吴中杰导读《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17] 曹操：《曹操集·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页。

[18] 参看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9]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8页。

[20] 鲁迅：《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收吴中杰导读《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21] 韩愈著：《答刘政书》，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45页。

[22] 韩愈著：《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十四，第2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