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诗人的诗歌创作有何特色」

大家好，\\「湖畔诗人的诗歌创作有何特色」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917年至1927年是我国白话新诗的产生和发展时期，新诗创作取得了初步成就，出现了一批初期白话诗人。胡适是写作白话新诗的第一人，他的《尝试集》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虽然大都写得比较幼稚，但是在开辟诗歌新领域方面却功不可没。在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杰出的浪漫主义的新诗人郭沫若，代表作《女神》奠定了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而湖畔诗人则主要以其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新诗创作某种意义上的“开路先锋”。

湖畔诗歌写于1922年至1924年间，这时候“五四”高潮已经过去，诗歌中也少了些许声嘶力竭的呐喊，这时的诗人，似乎也更加多愁善感，哪怕是一朵花落，一株草摇，一颗星坠，一阵风吹，都可以勾起几丝清愁。他们的心仿佛是一潭池水，虽然起不了大浪，然而稍有一阵风，就可以荡起满池涟漪。他们的诗歌显示了新的道德观念和个性解放精神，其诗活泼自然，如水出芙蓉，备受读者喜爱，因而也成就了他们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为30年代新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比较彻底的摆脱了旧诗的束缚，显得新鲜、活泼、充满生命力，为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抹杀的开拓作用。单就景物描写而言，她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1、还原了景物在诗歌创作中的应有地位景物描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先秦文学中景物充当比兴的角色，具有工具性；到了魏晋时期，自然景物获得了独立的审美地位，但同时也作为观照对象出现在作品中，具有了对象性的特点；到了唐代，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在诗歌中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景交融与和谐，景物也随之取得了与人的生存同等重要的地位，具有了主体存在性的特点。[1]“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学创作对景物采取了或多或少的回避态度，而湖畔诗歌却给予不同常人的关注。

无论是没有生命的日、月、星、辰、风、云、雨，还是有生命但无感情的花、草、虫、鸟、鱼等，湖畔诗人对这些景物很少有色彩的描绘，大都以想象为主，采用拟人的手法，把自然“人格化”，赋予人的情感，从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湖畔诗歌以所写景物的自然属性为依据，挖掘其社会属性，即作者借以抒发的感情、表达的寓意。“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表明湖畔诗社的来历，“树林里有晓阳，村野里有姑娘”，表明他们诗歌的内容。从今人的角度来看：湖畔派诗歌的创作成就，特别是其中的景物描写来看，继承了古代山水田园诗的精华；从共时性上看，他们比同时期的其他诗人对景物的关注要得多一些，他们具有“吃螃蟹”的开创意义。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就如今天看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我们会不以为然，觉得非常平凡，但是试想在当时我们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吗？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特别是革命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湖畔诗人却钟情于景物这是有些离奇的，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写道“回想幼时在家乡，有亲爱的姊妹们每于清风徐徐的早晨的园里，闲静时家人团叙的厅前，或铺满银色月光的草地上，教我唱俗歌童谣的情景，尤令我神往。”[2]这在当时的新诗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

其实，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来看，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写景诗，或者是叙事诗，他们在文学史上都有存在的价值，也分不清孰重孰轻，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确切的说：顾此失彼，过分地厚此薄彼，都是不利于诗歌的发展的。

总之，湖畔诗人的写景诗，写于反封建反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时代，显示了新的道德观念和个性解放精神，其诗活泼自然，如水出芙蓉，备受读者喜爱，因而也就有它的时代价值和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虽然湖畔诗歌有些写得比较幼稚，但是在开辟诗歌题材新领域方面却功不可没。朱自清先生认为：“他们的诗多是赞美自然，咏歌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屈得恋爱。这才是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得少年的气度，而表现法底简单，明瞭，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是显出作者底本色，他们不用锤炼底功夫，所以无那精细的艺术，但若有了那精细的艺术，还能保留孩子底心情么？”[3]所以，现在看来湖畔诗人的探索是有意义的，诗歌把景物和情感紧紧的融合在一起，配上音韵和节奏，却又不饰雕琢，让人产生共鸣，散发出难以言状的荡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2、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湖畔诗歌是标准的新诗，是新型抒情短诗。同时它也明显地从古典诗词和民歌中吸收了丰富的养料。他们的作品既有横的移植、又有纵的继承，漫步于古典和现代之间，吸收了古典诗和民歌的精华，采用比兴、拟人、反衬的手法。同时，他们又大胆地革新，变其体貌，超越传统，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湖畔诗歌主要从三方面来学习：即学习外国诗歌、学习古典传统诗词、借鉴民歌。如雪峰的《有水下山来》，就是以景物起兴，抒发情感，把诗歌内在的情绪和气氛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诗意盎然，这就是得益于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影响。

湖畔诗歌融合了中国古诗的意境，“意”就是指作者的主观感情，“境”指的是作者所创设的生活图景，主要是由景物构成。“意境”就是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场景融合在一起所塑造的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应修人在《歌》中描写嫩绿的春景，情不自禁地赞颂“天真的人生”，赞美春天和青春的活力，“诗言歌咏，见景生情”，诗人的写景作为后一两句的情感抒发的基础。由景物的物象可以探知诗人的情感。因此它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湖畔诗歌对文学史的贡献还体现在对浪漫主义的实践。2001年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先生主张把1917年到1927年的新诗分为流产的意象派、不完全的浪漫派和不完全的象征派，认为浪漫派极大地影响了新诗初期的创作，他说浪漫主义在中国新诗创作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全国所有的阵地。[4]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强烈的主观性、寄情山水和赞美大自然，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湖畔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激情表达了自身精神品格的昂奋和张扬，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了大量的景物描写，用清丽的笔调来描写景物，尽情地讴歌自然、宣泄情感，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成就。

湖畔诗歌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同时也体现在对格律诗的探索上，新诗格律化并非回归旧诗词格律，而是根据现代汉语特点而探索的新的诗歌形式，相对也是比较自由的。首先，他们注意节奏美，常用长短参错的手法来创造和诗歌内容能够融合的旋律，产生音乐的效果。汪静之的《蕙的风》的第一节就这样写道“是哪里吹来，这蕙花的风——温馨的蕙花的风？”音节和谐自然，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其次，他们也注意诗歌的行数、字数、排列、音节、对仗、反复、押韵等，力争用丰富的艺术手段来更好地新诗的发展服务。冯雪峰的《有水下山来》写道“有水下山来，道经你家田里；他必留下浮来的红叶，然后它流去。有人下山来，道经你们家里；他必赠送你一把山花，然后他归去。”这首诗行数、字数大体相当，注重对仗和押韵等，大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一努力有利于纠正初期新诗过于散漫的通病，在“规范化”方面有所提升“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提倡不拘格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但当突破口打开以后，在摆脱旧格律诗的束缚以后，要提高新诗的艺术形式美，必须加强它的律韵，建立新的格律。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格律诗的探索有较大影响的因该是新月派。但湖畔派对格律诗的艺术实践要比新月派早三、四年时间。所以，笔者认为：湖畔派的创作为新月派的艺术追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开启了格律诗诗体的风气之先。

湖畔诗歌对小诗的发展起了铺垫作用。小诗也有点像唐代的绝句和元曲的小令。当时的小诗一般比较凝练，以三五句的篇幅，自由地记录诗人的小杂感或零碎的思想，也可以说小诗就是一种散文诗。冯雪峰创作了《山里的小诗》，汪静之有《谢绝》等作品，在小诗的创作中雪峰的佳篇较多。

冯雪峰他们曾经仿效英国湖畔派诗人，给自己的诗社起名就是借用了英国“湖畔派”这个名称。但最终也没有形成华兹华斯等人那样大的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就是一颗耀眼的流星。从他们的诗歌中我们能发现青春期创作的灵性和激情。

无论传承还是创新，诗人的选择都离不开当时的文化心态，其创作无不是立足于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正如陆耀东先生在《中国新诗史1916——1949》中说道：“五四时期湖畔的诗，虽不是以大手笔，将汇集在胸中的时代风云挥洒成篇，但纯真的少年情和抒写方式是他们最突出的富有生命力的特色”。[5]

五卅”运动前后，因大革命高潮到来，成员思想有了变化，又各走东西南北，激剧变化的社会思潮已经不可能让他们徜徉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了，主要诗人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去了，完全改变了作风，因此，作为具有流派特征的湖畔诗社，就结束活动。作为一个诗社，她存在的时间稍微短了些，但这并不怎么影响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他们的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歌是少年者天真的眼光和心理的折光，表现了人性的“美和爱”。情感自然流露、天真、清新，形式活泼、文笔优美、诗韵浓郁的特点。从他们的创作可以看出他们的艺术主张：没有顾及，没有做作，清新、真诚。他们反传统而不全盘否定，汲取外来文化却又有所甄别。他们的创作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也是他们的生命线。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说，湖畔诗歌的景物描写在传承古今，融合中外方面所发挥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接触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品尝了异域文化的美酿，开拓了新诗的表现领域和抒情手法。当然，他们创造性地贡献则主要是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