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何以为治「礼崩乐坏出自」

大家好，礼崩乐坏何以为治「礼崩乐坏出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为系列文章，前三篇为《天子篇》、《诸侯篇》、《大夫篇》，之后为《阴阳篇》、《兵家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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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篇：第三节

经验与经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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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在西周时期，巫、医在周廷的医官系统下出现了理论上的完全脱离。

至西周末期或东周时期，随着王官制度的瓦解，原属医官系统的医士频繁在列国间流动和交流，由此促成了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最迟到春秋战国的交界时期，当时的医士已经总结出了一系列早期诊断学、药学、外科手术、医疗体育等方面的专业著作，如《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引导图》等。

图为马王堆汉墓《五十二病方》原文。至于西汉初期的大贵族为何要特别珍藏一部明显“过时”的医学著作，我们会在后文中进行讨论。

再至战汉时期，医士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古代医学理论的基本构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即《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

图为后世想象中的黄帝、神农氏（炎帝）形象。《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为战汉时期医士的托名之作，拟托古人之名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普遍操作。

前文提到的以君臣观比喻人体器官或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发生在这段时期。

至东汉时期，医学技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医学理论至此基本完善。这一时期的著作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

图为后世想象中的张仲景形象。为东汉时期医学家，被誉为“医圣”，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正是由此确立。

说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

在东周这个窃国、弑君、犯上、卖主如家常便饭的时代，却有着医家这一并不显赫的学科对“君臣观”持以一种执拗的坚持。按理说，这一股清流在汉代重塑君臣观的大环境下应该顺势发展到“儒医”阶段才合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习惯上，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无外乎从古人的观念、当时社会的思潮、东周及两汉科学水平的局限性等几个角度进行说明。这种说明固然没有错，但也仅仅是说明了表象下的表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而若想对深层次进行挖掘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直面这样一个问题：

古人究竟是如何思考的？

或者说：

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究竟是如何思考的？

这一问题明显超出了历史题材的范畴。在本文中直接探讨这个问题也不太现实。为此，我们将其分解为3个问题：
现代人是如何思考的？

现代人和古人的思维有什么区别？

现代人和古人的思维又有什么相同之处？

阐述这类问题，最直观的方法莫过于举例子。既然本文以医家为主题，我们就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正视目前网络上常见的两个群体——“中医吹（粉）”与“中医黑”——接下来我们就以上述两个群体的思维方式进行举例。

需要说明：

在本文中提及的“中医吹”和“中医黑”，特指一部分通过编造某些谎言以抬高或贬低中医的人群，切勿盲目扩大为任何肯定或批评中医的声音——尤其要正视批评的声音，因为基于客观事实的批评从来都是前进的推动力。

之所以选择上述人群举例，是因为这两类人群均有以下特点：

一是对某些谎言有着“宗教式的虔诚”态度；

二是所迷信的谎言内容极其低劣，可谓不值一驳。

具体来说：

在“中医吹”的谎言中，“中医”可以治疗任何疾病，而且无任何副作用；

在“中医黑”的谎言中，“中医”是一种宗教产物，没有任何治疗作用或很少有治疗作用或只有安慰剂效应。

有意思的是，双方撒谎的内容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重叠，比如均谎称“中医不做双盲试验”，区别只是“中医吹”认为“中医”就不应该做，“中医黑”认为“中医”应该做但就是不做。

相信大部分朋友看到以上谎言都会感到非常可笑，因为：

只要回忆一下《扁鹊见蔡（田齐）桓公》这一课文和“是药三分毒”的俚语，就能戳穿“中医能治任何疾病”及“中药无任何副作用”的谎言；

只要简单翻看现代药用植物学的书籍，就能戳穿“中药没有任何治疗作用”的谎言；

只要简单检索一下中医涉及试验组、对照组的论文，就能戳穿“中医不做双盲试验”的谎言。

然而，上述受众对这些谎言深信不疑，即使谎言被揭穿也要以情绪化的态度作抵触，其中不乏有高学历者——具体表现我们会在后文中举例。

还是要澄清一点：

在本文中，我们并不是要批判“中医吹”及“中医黑”所编造的谎言及维护谎言时的病态表现，而是讨论以下的问题——为什么上述人群会出现这种思维上的病态？这种思维上的病态究竟是现代一部分人群的特例，还是人类思维局限的代表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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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家”到“中医”：全球化下的演变

想要分析“中医吹”及“中医黑”的病态思维，我们先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究竟何为“中医”？

有关中医，较为常见的释义是——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总结而成的，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诊疗手段的医学。

单从字面来看，这个释义可能有点问题，因为符合上述描述的似乎不只有中医，苗医、蒙医、藏医、疆医也基本符合以上定义。

图为蒙医行医的大致场景。对于“蒙医”，要与日常口语中的“蒙古大夫”区别开来。“蒙古大夫”原指军队中的蒙古族兽医，该职会在军医紧缺时兼顾治疗伤员，因此衍生为对医术欠佳的医生的戏称。蒙医形式上及使用材料上与中医、藏医颇有相似之处，但医学理论有明显区别，不可理解为“蒙古草原地区的中医”或无医学理论的原始治疗经验。

那么，中医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中国古代使用医疗技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乃至更远古的时期。在史前时期，早期人类就会使用某些植物、动物、矿物治疗特定疾病。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甚至并非人类独有。

图为黑猩猩服用某一特定植物叶子或果实以治疗自身疾病，可见使用特定动、植、矿物治疗是众多动物的共性。

当然，彼时的“医疗技术”与其说是技术倒不是说是一套记忆性的生活经验。

约至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氏族公社内部出现了一些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不过多为巫师或神职人员兼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商代，也就是巫医不分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阶段，人类经过漫长生产实践得到了临床经验自然由从事医疗工作的巫师归纳总结，因此一些内容难免不被巫术或神学沾染。

图为萨满巫医治疗患者的情形。一般情况下，巫医在作法时会让患者服用特定的动植物或矿物——所服用的动植物或矿物一部分确有特定的药用价值——不过，所用生物药或矿物药实际是在生产实践中得来，只是巫师本人会根据口口相传的以讹传讹而误信为出于“神启”。

有关巫师使用巫术或神学总结临床实践经验的行为，这种表述固然是错误的，但从医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是古人在早期科学探索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因为实践证明的一部分客观药效被总结了下来，尽管记录的形式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被推翻。

也许有些朋友会问：

在商代这一阶段，巫师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究竟是对的多还是错的多？如果对的内容很少，它是否就没有意义呢？

为此，我们要特别纠正一点：

人类科学从来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发现错误到纠正错误的漫长过程。不可否认，人类科技在近现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它依旧是建立在古代科技缓慢积淀之上的结果，而非凭空出现或从原始技术直接跃进的产物。也可想而知，如果以10个世纪以后的视角回看当代科学，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也存在有大量的错误。

更直观一点的话：

一个人的饭量有七张饼，那么他就要从第一张饼一直吃到第七张饼才能饱，而非只吃第七张饼就能饱——即使第一张饼再小、再粗糙、再半生不熟，它依旧有着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

这个“第七张饼”的道理请各位读者认真牢记，在后文中我们会反复提到这一点。

至西周时期，朝廷中出现了医官制度及巫、医在理论上分离的迹象。脱离于巫术的医学知识也就随着医官的活动及医士的巡游分散到周王朝的各个角落。

图为民间故事中“孙悟空”模仿太医诊脉的场景。“太医”即西周医官系统在后世王朝中的延续，责任包括全国性医疗的组织工作、教学工作及长期修订官府医学著作等。不过，民间对该职多有误解，以为太医只负责对皇室成员的医疗工作，还会神化太医的医术，如“悬丝诊脉”就是臆想中的产物。

严格来说，西周时期只是给了医学理论诞生的契机，距离医学理论的出现还需要孕育的养分。

那么，孕育出医学理论究竟需要什么作“养分”呢？

一者需要前人经验作基础，二者需要在前人基础之上作更多的临床经验积累。

以上两者比较好理解，稍微对医学有一点点了解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医学为经验科学，以临床试验/实验的结果为依据，即使现代医学所分的传统经验医学和循证医学也均属经验科学范畴——古代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试验/实验，但长期的临床实践依旧能够为当时的医学工作者提供可参考的临床数据。

除了以上两者以外，我们很容易忽略第三个因素：

需要拥有能够相对准确地表达出经验总结的语言系统。

西周金文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

图为虢季子白盘，为西周时期青铜器。从目前传世的西周铭文来看，当时的语言系统较之春秋乃至战国有明显差距。

至春秋后期，当时的医士提及到一种“六气致病说”，大致是导致各类疾病的原因总结为过冷、过热、受风、受潮、房劳过度、思虑过度等六个因素。有关这一理论究竟是医士的个人总结还是当时医学知识中的一部分不得而知，不可足以证明医学理论已经形成。这一说法虽然在表述上和内容上都存在不少模糊的地方，但整体符合客观事实——也不可否认存在片面性。

至春秋战国的交界期，阴阳学说的盛行为表述医学理论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词汇。当是时，医士开始使用“阴”、“阳”一类词汇及其中相关性、相对性、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等一系列知识去阐述医学经验——特别说明，阴阳家为古代基础科学，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自然也包括某些唯心主义领域，这并不等于阴阳家本身是迷信或阴阳家的知识全部是错误的，不过确有一部分人无法理解以上浅显的道理，与后文中提及的误区和信息差两大因素有关，在下一篇《阴阳篇》中会详细说明。

至战国时期，百家的争鸣为医家提供了更多词汇，如儒家、道家、五行家的词汇被用来表述复杂的人体生理、病理、药理的客观规律，医学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趋于成型。

至汉代，汉廷通过一系列手段归纳战国以降的各类医学知识，当时的医士也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医学理论，使得医学理论在东汉时期基本成型。

其后，古代官府持续在医官系统内更新着医学知识，医士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并从其他地区引进新的技术及药材。当然，医学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其中多有波折，这一点不容忽视。

截止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对中医作一个相对准确的描述：

中医，是一套自周代以来持续发展至今的医学体系，是一套以中国内地临床实践为核心并广泛吸纳其他地区经验的医学技术，是一套由中国古代医士进行实践整理、官府进行归纳的临床经验总结。

至于为何在古代直接称“医”或“医家”，是因为古人活动范围普遍有限，尚无必要区分中医及其他地区医学体系。

那么，为什么这套原本被称之为“医家”的医学体系为何会在近代被冠以“中医”之名呢？

为了区别于一套近代传入中国的医学体系——西医。

有关西医，较为常见的释义是——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否定并且摒弃了古希腊医学之后，以还原论观点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现象与病理现象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门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全新的医学体系。

单从字面来看，很多人会误认为西医与近代之前的临床经验积累没什么关系，以为完全是建立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结果，这无疑是错误的。

图为西方古代使用放血治疗的场景。我们都知道，西方古代存在着滥用放血的情况。但要说明，古代西医不等于放血，该法在中医、蒙医及现代西医中均有存在。放血也并不等于错误，在治疗特定疾病时进行合理的放血是可以达到积极效果的，错误在于滥用放血。

估计有读者会问：

古代西医为什么会滥用放血呢？

这一错误或许与西方古代医学基础理论有关——也就是体液学说。

所谓“体液学说”，形成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由古希腊学者根据临床实践进行总结而成。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该说的内容十分粗糙且存有一些局限性，但仍不能否认其对西医的奠基作用——再度重申“第七张饼”的道理。

图为希波克拉底雕像，古希腊医学家，被誉为“西方医学奠基人”、“医学之父”。

不过，在后世的医学发展中，西方就体液学说产生了一种误区——就像前文说到的，医学并不是线性发展的——错以为放血能够达到体液的平衡，于是滥用放血大行其道。

一直到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临床经验的积累，西方医学家终于发现了滥用放血的错误和体液学说的局限性，现代西医由此诞生。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了现代西医诞生的3个因素：

一为科学的发展；

二为临床的积累；

三为对古代体液学说的推翻。

相信敏锐一些的朋友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以上因素看上去有3个，但其实是2个，所谓“临床的积累”和“对古代体液学说的推翻”根本就是一个东西，因为古代体液学说是古希腊时期临床积累的结果，至于推翻古代体液学说则是从古希腊到近现代临床积累的结果。严格来说，现代西医对古代体液学说并非彻底的推翻，而是保留其中的正确内容，纠正其上的错误内容，在其基础之上加入当时科学可以发现的神经、细胞、细菌等因素，所以西方说古代体液学说对现代西医有奠基作用。

现在，我们就何为西医作一个相对比较好理解的总结：

西医，是一套自古希腊以来持续发展至今的医学体系，是一套以环地中海地区临床实践为核心并广泛吸纳其他地区经验的医学技术，和中医、蒙医、藏医等医学体系一样都是人类在不同自然、人文、社会生产环境下对临床实践中的总结，不过【现代西医】存在明显的特殊性。同时也指出一个常见误区，中西医的区别从不在于使用化药还是草药，现代西医也在使用植物药，现代中医也在广泛研究生物药中的有效化学成分，顺便又戳穿了一个谎言——“中药不做或很少做药理试验”。

对于不大了解医学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天真的问题：

为什么不把中西医的医学体系合并在一起，还非要分中、西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即使从21世纪的角度看也存在有大量的未知内容。在不同环境、不同语言以及对未知领域的不同处理方式之下，医疗经验总结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一些内容虽然能相互佐证，但却不能完全合并。这就像中英文之间的区别，一个中文词汇会对应多个英文词汇，一个英文词汇会对应多个中文词汇，中英文虽然可以相互翻译，但很容易出现翻译耗损或表述上过于累赘，两种语言也不可能直接合并成一种语言。

估计有朋友又会问：

既然中医与西医其实是医学体系上的区别，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把中医说成“中国传统医学”，西医说成“现代医学”，这种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会荒唐到不知道有古代西医？

原因在于：

现代西医存在的明显特殊性——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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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科学的碰撞与社会经验的重组

19世纪末，在浙江绍兴，一台轿子停在了一户姓周人家的宅子前。

轿上的人名为姚芝轩，是当地有名的医生。

等候他的患者名为周伯宜，是一位中青年秀才——彼时周家的家势业已没落，不过还算有些家底。

图为周伯宜肖像。

从目前已知的内容来看，周伯宜患有晚期肝硬化，另伴有一系列其他疾病，主要为平日酗酒及常年情绪不佳所致。

该症放在今天属于绝症，放在清末亦是如此。

根据周伯宜的后人回忆，姚芝轩的一次诊费为一元四角，隔日一次，总共治疗了两年左右，粗略计算的话在周家赚取的银元大致在500元以上——当然，也可能高于或低于这个数字，比如实际时间为两年出头或不足两年，再比如有些时间每日都去或隔三天日去一次等等。

当然，无论周家花了多少钱，该治不好的病终归是治不好。

在两年后，姚芝轩向周家人表示自己不再为患者治病了，转诊给了另一个名为何廉臣的医生。

之后，何廉臣先生为周伯宜治疗了一百多天，一直到周伯宜连汤剂也无法饮下时才终止了治疗。

最终，周伯宜在长子的呼唤中病逝，享年35岁。其长子后赴日学医，回国后又弃医从文投身于唤醒国民的革命事业之中。

图为周伯宜之长子周树人，常用笔名为鲁迅。

以上内容出自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父亲的病》。该文撰写于1926年10月7日，此时鲁迅先生已有45周岁。根据《鲁迅日记》的时间线来看，当时鲁迅先生已对中医知识有过一定的研习和使用，应该对中医体系的客观性有明确的认识，基本不可能还像早年间一样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从文中的内容来看，鲁迅先生的主要批判点有四，一为旧社会基层医疗的现状，二为旧社会医生的某些陋习，三为中医客观存在的一部分问题，四为以此衍生出的旧孝道，上述四点都是值得批判的。当然，文中还透露出鲁迅先生对两位医生的治疗有着极度反感，尽管周伯宜之死与两位“庸医”的“误人”并无关系。

在讨论之前，我们先要解释一些年轻朋友可能存在的疑问：

对于罹患绝症的患者，为什么有人会花钱求医去治？又为什么有医生会接手治疗？难道仅仅是因为傻和贪吗？

原因很简单——医疗的目的未必全是治愈。对于绝症，有些治疗的目的是延缓死亡时间，有些治疗的目的是减轻患者的痛苦——当然，也有极小概率出现患者治愈或有所好转的情况，不过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还不能完全弄清究竟是医药的作用还是患者自愈——再度重申，医学是经验科学，21世纪科技在生物学及医学领域并没有你我想象中的那么先进。

打个比方说：

“老黄”在一次体检时发现患有肝癌（注意“老黄”这次是现代人），而且是晚期。于是，一家人带他找当地三甲医院的肿瘤科主任“老王”就诊。

在“老王”的治疗下——

假如之后“老黄”活了很多年才病逝，家属和病人当然会认为“老王”是个好医生；

又假如之后“老黄”虽在一段时间后病逝了但临终的岁月里并不太痛苦，家属和病人也会认为“老王”是个好医生；

再假如之后“老黄”在一段时间后病逝且还很痛苦，家属和病人虽有遗憾但未必就认为“老王”一定是个庸医，毕竟是肝癌晚期，医药无效实属正常。

但是，患者和家属的通情达理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以上：

就是“老王”必须要说明系属绝症——就算要瞒住患者本人，也要明确告之家属——不应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

再看中医，就会发现这一医学体系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绝症的范围有但非常模糊，虽然现代西医的绝症范围也不是黑白分明，但中医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着非常模糊的问题，所谓“中医可以治疗任何疾病”的谎言或许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扭曲而成。

那么，两位“庸医”在治疗周伯宜时是否明确告知了呢？

根据鲁迅先生的回忆，姚芝轩在停止治疗时这样说到：

“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按：即何廉臣）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从“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一句来看，似乎暗示了周伯宜所患确系绝症，可在之后一句“病是不要紧的”又留有余地，“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则与第一句矛盾，似乎是在委婉地安慰患者及家属，但又似乎在表示还有治疗的希望，总之模模糊糊让人琢磨不透。

其后，何廉臣先生接受治疗，开始使用一些诸如蟋蟀、平地木、败鼓皮丸（即牛皮）一类较冷门的药物。公平来说，从目前已知的中药学知识来看上述三味药材是对症的，但何廉臣先生也确实扯出一些荒谬的言论，比如蟋蟀要“原配”，再比如介绍牛皮的作用时不用中药药理解释却偏要扯敲鼓云云，上述言论究竟是自己也弄错了还是糊弄玄虚就不清楚了。就何廉臣先生为何多用冷门药材，多少有对绝症使用冷门药物碰碰运气的意思。

图为何廉臣，清末医学家，对现代西医亦有研究，主张“西医学未必全可取，而中医学未必尽可弃”，在诊断、辨证、治疗等方面尝试中西医汇通，对中国近代医学确有贡献。但不应否认，在治疗周伯宜的过程中，何廉臣先生的一些言行存有争议及错误。

何廉臣先生对绝症可能存在的暗示，文中出现有两次。

第一次是提及一种特殊“灵丹”：

“我有一种丹，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句中提及的丹药不见于已知方剂，单从描述的服药方式来看似乎是某种缓解病痛的短效药物。

第二次则是露骨的暗示或者说是委婉的明示：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就扯到鬼神一类的内容来看，何廉臣先生几乎明示了患者完全可以放弃治疗，但依旧没有完全明说。就不明说的原因，一种可能是何廉臣先生习惯上使用委婉的表达，另一种可能是何廉臣先生就自身知识的限制也确实弄不清是否还有希望——客观来讲，中医确实存在着后者的问题。

说到这里，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鲁迅先生对上述两位医生太过苛责，一来医生对肝硬化晚期能做的也只有延长一段生命或降低痛苦，二来医生多少都委婉地暗示了可以放弃治疗的意思——对此，我们必须要补充一点，医学从不是一门冷冰冰的科学，人为关怀是它的根本。

试想，如果你是鲁迅先生的话：

你固然希望父亲能够活下去，但看到父亲被病痛折磨时还是会产生出了一种极其朴素的善意，“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这是希望父亲以死亡解脱病痛的正常想法。但是，旧孝道不允许你这样想，“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此时，医生出于人文关怀应该在其中起到一个积极地作用。比如，现代的一个有医德的医生就会告知家属系绝症的事实，并会告知即使能够通过治疗延续患者的生命也只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痛苦，至于是否继续治疗则由家属或患者本人决定。相比之下，这两位医生的表述实在太过委婉——委婉是没有错，但也要看场合——面对人命这一关天大事，谁又能在这样含糊的表达下作出决断？

目睹了父亲在痛苦中去世之际，你出于最朴素的情感是否会认为一直为其治疗的两位医生是“庸医”？

换位思考并未结束。

之后，你接触了现代西医。相比于之前接触的中医而言，你会发现西医的技术更为先进，表述更为精准，一些模糊的内容得到了更为准确的量化，你又会对上述两位中医师作何感想？

“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你当然会这样想。

又过了若干年，你进入了中年，患上了一些慢性疾病。

你会发现现代西医虽然先进，但也解决不了所有疾病。

你又会发现中医虽然粗糙，但对于某些疾病在治疗起来确实有理想一些的效果。

至于为什么存在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还是那句话，医学系经验科学，由于中医所积累的临床经验过于充裕，在治疗某些疾病上存在有一定优势也就是一件再普通、再正常、再科学不过的事情。客观上讲，你在当时并不一定能意识到这一点，但你能通过生活经验发现中医确实是有一些用的，在阅读了一些中医的书籍以后，你会用留样时期学到的现代西医知识进行佐证，发现中医虽然有着粗糙、模糊、原始等问题但也确实存在着客观性，接下来你自然会在生活中学习、使用一些中医的知识。

但是，你是否就会因此而消除曾经的反感呢？

并不能。

试想，当你意识到中医确实有客观的效果时，你会想到什么？

是的，当年两位医生做使用的药物有可能是有效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假如真的有效的话，说明两位医生在客观上延长了父亲受病痛折磨的时间。

你是否会想起在父亲临终之时，他在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中不得咽气，只能继续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你曾经以为那仅仅只是你的错，还为此抱憾终身，但现如今意识到医生的治疗其亲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此时，你当然会更加认可现代西医对医生指责的阐述——“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

所以，当你回想起父亲已经救治无望了，而两位医生又都没有减轻其痛苦，你不可能不对这两位医生产生反感心理。

到此为止，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经历了以上这些之后，一个理性的人会发生哪些转变？

其一，会对中医体系内客观存在的落后内容及一些客观问题持批判态度——不应否认，这种批评是有利于中医发展的，即使有些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但提出依旧有着价值；

其二，会对当时医生的某些陋习（如表述过于委婉）持批判态度——也不应否者，这种陋习一者与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有关，二者与文化因素有关，但都不符合医学应有的人文关怀；

其三，会对以此基础之上建立的旧道德观（如旧孝道）持批判态度，也就是“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毫无疑问，这类旧道德观的糟粕是必须摒弃的。

当然，旧道德观并非孤立的社会产物。当你对旧道德观产生动摇的时刻，你对与之紧密相连的旧文化、旧制度、旧观念的认可也会随之发生转变。不可否认，推动这种转变的因素不只与医学相关。但也不可否认，医学对推动这种观念上的转变确实存在着客观的作用。

这里再补充一点：

旧道德也并非凭空出现的。由于古代医学对绝症的范围非常模糊，这一医学基础所衍生出的道德观也就必然会鼓励人们选择更有希望的治疗方案，以此来确保更多的人能够活下来。这样一来，旧道德自然会排斥以死亡解脱病痛的方案。

由此可见，医学对古代人、近代人的观念客观存在着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未必很大，但绝对不容忽视。

上文是以理性因素下的观念转变。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理性的思维，这一人群也未必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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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信息差、焦虑感之下的思维畸变

在近代引入现代西医之后，民国政府曾有全面废除中医的计划，但最终因为一系列原因而未能得以实施。

表面上来，这一计划未能施行与当时的反对声音有关。

但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一计划原本就没有可执行性，因为在当时的旧中国根本没有足够人员、器材、药品来填充废除中医的空缺。

至20世纪中后期，国内进行了全面的基础医疗建设。为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及基层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出现了“赤脚医生”这一特殊的时代产物，也就是通过短期培训一批掌握基础医疗技能的“半专业”医务人员，用以解决或缓解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这一政策无疑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临时性产物，但依旧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图为“赤脚医生”的形象，有着明显的“亦农亦医”的特点。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赤脚医生”所带来的医疗质量并不太高，但其历史贡献和在基层医疗取得的成就都是非凡的。除了“第七张饼”的道理以外，还要切记一点——在面对某些治疗简单但致命的疾病之时，一位资深医师和一位“赤脚医生”同样好用，何况背后是有广阔农村地区的迫切需求。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马王堆埋葬的那位西汉贵族会特别珍藏5部“过时”的医术，因为地处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越朴素的医疗技术越为实用。

但“赤脚医生”终归只能解决人员的问题，解决不了药品的问题。当化药不足的时候，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这类取材于自然的药品就成了唯一的补充。再一次重申，医学是经验科学。那么，哪一种医学体系在使用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上具有最丰富的经验呢？

中西医结合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在基础医疗建设的同时，国内也在加紧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就以上四个领域而言，现代化基本等同于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在基础上进行发展。从客观角度来讲，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但在大众的视角上看常见领域上的现代化“就是”西化——诸如教育现代化、语言现代化、艺术现代化、烹饪现代化这种不能完全西化的领域则被大众忽略掉了。

约至20世纪末期，国内开始尝试摆脱西方医药产业的依赖，创立独立自主的医药产业。

至于创立独立自主的医药产业之路，主要有三：

一是在现代西医的医学体系上，对使用现代西医所积累的临床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以进一步发展国内的医疗产业；

二是在现代西医的医学体系上，对中国古代对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使用经验进行检验、总结和研究，以进一步发展国内的医疗产业；

三是在现代中医的医学体系上，利用现代技术对中医体系及全部临床经验做检验、总结和研究，以进一步发展国内的医疗产业。

上述三者就是“废医废药”、“废医验药”、“验医验药”，后者也就是“中医药现代化”，蒙医、藏医、苗医等我国其他医学体系的现代化也在逐步跟进。

对于大众而言，以上三者似乎是个三选一的关系，其实不然。三者实际是并行的关系，相互佐证，相互促进，从而实现国内医药产业的稳步发展——这当然也不是说国内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至于为何发展中医药现代化，其实非常好理解。又又又一次重申，医学是经验科学。生物药是医药领域的发展趋势，国内想要建设独立自主的医药产业就必须研究目前已知的生物药临床经验，而能找到的最大的生物药临床经验就是中药学。

以上的道理虽然浅显，但大众实际上并不容易理解。

一是因为大众客观上对现代化就存在误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而中医药现代化又非全面西化的领域，这自然会让相当一部分人以为中医药现代化并没有让中医药得以“现代化”——比如，有一些人看见现代中医有“阴”、“阳”一类词汇及对立性、相关性这一类阴阳家理论，就认定中医药一定没有现代化；

二是因为大众原本就对医学存在信息差，在前文中我们之所以要反复提及医学系经验科学，就是因为很多人对医学缺乏最最最基础的认知——比如，有些人看到中医在临床使用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时并不知道具体的治疗原理，于是就笃定中医一定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冒出这种想法正是因为他误以为现代西医一定是先研究出治疗原理再研究出治疗方法，却不知道西医一样也是以临床为唯一依据的，更不知道治疗原理是否明确从来不影响西医对药物的使用；

三是因为大众很容易被焦虑情绪引导，比如，一些人在发现中医或西医存在某些客观上的问题之时，会对自己未来的健康产生焦虑，然后较希望寄托于另一方，此时他在主观上就很容易相信与产生焦虑一方的负面谎言和寄托希望一方的正面谎言。

举例来说：

有一个患有某种慢性疾病的朋友，他在接受西医治疗时经常需要长期服药维持，并且还要定期更换药物以解决耐受性的问题，同时还要面临长期的毒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很容易接受“西医是治表面，只管短效”一类的谎言，也很容易接受“中医是治根，能给治好”一类的谎言——假如这时有人说，中西医其实都有短效药，也其实都有“治根”的方法，他是很难听进去的。

再举例来说：

有一个很少去医院的年轻朋友，他在听说某本中药古籍里记有人类粪便入药的记录，出于对服用粪便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很容易接受“中药全是错的”、“草根、树皮不可能治病”、“中药从来不敢做药理试验因为全是安慰剂”的谎言——假如这时有人说，中西医其实都会有使用人类粪便进行治疗的方法，也其实都是在极端情况下会使用到这种方法，而且在客观上确实有治疗作用（最典型的是催吐），他也是很难听进去的。

如果说误区、信息差、焦虑情绪三者是大众误信某些谎言的诱因的话，群体效应、感性的“正义感”、终极价值则会使“一时糊涂”的人对谎言产生宗教式的虔诚。

群体效应比较好理解。

所谓“三人成虎”，一个人误信了某一谎言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身处于一个同样都误信了某一谎言的群体中，彼此的支撑就成为了谎言成真的最大“证据”。在群体的归属感之下，一些信息还会被某种畸形的“逻辑”扭曲。比如，某个大人物提出了一项中医客观存在的价值或问题，就会被“中医吹”或“中医黑”的受众臆想为“自己人”，进而臆想出这位大人物也是这些谎言的信奉者。

感性的“正义感”也不难理解。

在发现了客观存在的问题之后，一些人在焦虑感等因素的催化下认定这是“错误”的，进而认可一切以消灭这种“错误”为目的的正当行为和不正当行为。比如，某个人发现中医或西医客观上存在有某一问题，他当然会支持揭露这一问题的行为，也很有可能支持编造谎言以博取更多人关注这一问题的行为——虽然我们都知道以谎言攻击客观问题很容易因谎言被揭穿而掩盖住客观问题——但是，当局者很容易因为这一谎言的“初衷”是“正确”的而认定撒谎就是“正确”了，甚至有时还会在不断的自我强化中干脆误信了谎言。

终极价值也还算好理解。

前文说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理性的能力，也并不是人在任何时刻都能保持理性。对于一部分人或人的某一时期而言，误区、信息差、焦虑情绪可能会让他相信了某一谎言，群体效应和感性的“正义感”又固化了这一谎言，那么与这一谎言的“敌人”进行“战斗”就有可能成为了这个人的人生终结价值之一。当这一终极价值被定型及被实践之后，这个人也就不能够或不愿意或不敢于承认该谎言确系谎言的事实——特别指出，这一弱点可谓人之共性，即使有些出类拔萃的人也没能避免。

现在，我们思考四个问题：

古人对于社会架构是否存在误区？

古人对于政治组织是否存在信息差？

古人在当时的物质基础之上焦虑感是更高还是更低？

古人受群体效应的影响是比现代人大还是小？

古人的正义感是比现代人更感性还是更理性？

古人对终极价值的选择比现代人更多还是更少？

到此为止，有关古人君臣观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当然，如果能代入到古人的朴素逻辑当中，这一问题会更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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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篇（1）：黑与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