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的主旨隐喻及其经典化作「隐喻」

大家好，《琵琶记》的主旨隐喻及其经典化作「隐喻」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如果说向人到中年的朋友推荐一部明传奇，我也许不会选择汤显祖的《牡丹亭》，我会选择高则诚的《琵琶记》。因为，人生的压力，从中年以后开始陡增。如何在压力下做好抉择，担负起责任，道理说起来谁都明白，而如果要去做，谁又能保证自己能够做好。而一旦你没有做好，你伤害的，将是你至亲之人。当然，更会伤害了你自己的人生的饱满度和幸福度。为此，有必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读一读《琵琶记》。

一、蔡伯喈的入赘相府

《琵琶记》事实上是一个悲剧，虽然这个悲剧最后有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所谓大团圆的结局，但这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蔡伯喈辞别新婚之妻和父母赶考，高中后入赘相府，三年未归。而他出走的这三年，家乡陈留郡连年干旱。新妇赵五娘独力支撑，难以为继。大灾之年，赵五娘白面煮汤，伺奉公婆，自己则躲在厨房吃糠。公婆疑心，暗中窥探，却撞见五娘吃糠。公婆二老一时悲痛羞愧，竟顿时而亡。五娘罗裙兜土，安葬公婆，然后怀抱琵琶，沿路卖唱，上京寻夫。相府千金牛小姐可怜五娘，安排五娘与伯喈书房相会。五娘虽痛陈蔡伯喈薄情寡义，但最终还是无奈接受了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

如果这部作品，和上面我拙劣的文字陈述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似乎我们的讲解到此就该打住。然而且慢，这是一部被朱元璋推崇到极致的剧作，被称为曲祖。它就如伟大的小说作品《红楼梦》那样，并非只有一个表面的故事。其背后的深意和隐喻，才是我们打开这座艺术殿堂的钥匙。如果不了解内在的深意，这个剧，其实到处都是漏洞和矛盾。比如状元入赘相府，这在历史上，在戏文里都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蔡伯喈明明知道家里有妻子，明明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可以安身立命，为何还要入赘相府呢？须知，古代的入赘，要求是颇为不近人情的。入赘女婿也叫养老女婿，要侍奉女方父母，而不能侍奉自己的父母。有句俗话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说的是女子出嫁之后与娘家的关系。事实上，嫁出去的女儿还是能够回娘家，叫做归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济娘家人，叫做贤良。

但男子入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约定多少年才能回归本宗；一种是永远都不能回归本宗。大部分情况是第二种，就是说从制度上，入赘的男子相当于就是舍弃了原生家庭。那么，如此不近人情的入赘制度，为什么有人要干呢？说白了，穷是最主要的原因。根据《大元通制条格》， “止有一子，不许作赘。”而蔡伯喈恰恰就是独子，还有妻室，还是新科状元，无论怎么说，当不至于入赘相府。如果说贪恋荣华，也可以停妻再娶，这样的负心汉倒是不少见。

蔡伯喈入赘还有一个大的隐患：那就是隐瞒了家有妻室。如此，一旦被相府得了实情，不仅前途尽毁，更将身败名裂。蔡伯喈自言自小攻书，从来知礼，深知“再婚重娶非礼”。那么何以违背自己的认知，去做一件无论如何都使不得的荒唐事呢？多说一句，和爱情应该无涉，因为在入赘之前，蔡伯喈是没有机会接触相府千金的。这一情节设计，当别有深意。

蔡伯喈，是否有所隐喻？有研究者指出，蔡伯喈的原型，可能是东汉历史人物蔡邕。据

史料所载，蔡邕乃 “旷世逸才”，与张衡、班固齐名。我们先来说说二者的一致之处。

第一，二蔡籍贯一致，均为陈留郡人；第二，学识相当；第三，除授官职相同，同为

议郎；第四，同样发明了焦尾琴；第五，父母坟前皆有“古木生连理之枝，白兔有驯扰之性”的祥瑞出现。若非高则诚有意为之，岂能如此巧合？

那么从孝到不孝，中间有怎样的文化内涵，高则诚要向世人表达什么内容呢？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蔡邕人生的污点，在于晚年依附于董卓，最后落得一个一命呜呼。失节只是其一，失故又是一端。高明是看不起失节行为的，但他觉得遗憾的，还有一端，叫做失吾故。什么意思呢？何为故，其实就是初心，通俗点说，就是不忘初心。很显然，二蔡都忘却了初心。

高明的初心又是什么呢？不做官，游山玩水，将学读书，这就是高明的初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二蔡都忘了这份初心。对于蔡伯喈，是忘了妻子，忘了父母，他本可以在家乡耕读传家，也不至于促成悲剧。高则诚不附权贵、刚正不阿之性情深为时人所激赏。蔡伯喈入赘相府，就更显得失却本心。

二、蔡伯喈也有无奈

事实上，高则诚对他笔下的蔡伯喈，绝非只有恶嘲。因为蔡伯喈身上，也有他高明（字则诚）自己的影子。高明和蔡伯喈，在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一个“辞”字。高明的身上，那份不失吾故的思想，其实突出表现在辞仕的一面。而这一思想在《琵琶记》中得到了形象的表达，蔡伯喈的三辞（辞试、辞婚、辞官）便是高明经历的演绎。三辞之中，尤以辞官为重。

世人大都知道索得难，不知道辞去更难。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金盆洗手，实际上往往并不容易。蔡伯喈辞官前有一段唱词：“一封奏九重，知他听否？会合分离，都在这遭。”辞官之前的心理活动，足足用了一套曲破（七支曲子）来表达。不可谓不情真意切，不可谓不理由充分，可是却没有说服皇帝。辞官不成，入赘相府。其实这入赘，前文说过，一是隐喻历史，二是也隐喻入士和功名利禄。

蔡伯喈是有过反抗的，他不仅辞官，之前在家乡还曾辞试，不愿去考试，他的爹不干；蔡伯喈还曾辞婚，但牛丞相不干。皇帝、父亲、丞相，哪一个都是蔡伯喈无法违抗的。蔡伯喈就像一个提线木偶，硬生生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此即失去本心，忘了故。

“三辞三不从”，其实内在反映的，就是高明自己的纠结和痛苦。高明生活在元代中后期，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进士，一度入仕。然而，做官并没有带给高明人生的成就和满足，他，决绝辞官。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做官无法达成人生圆满，那人生又将以何为旨归呢？高明的选择是 “雅以名节自励”。

高明创作《琵琶记》自然有以隐喻来讽刺失节失故，但由于此剧内涵的丰富，其中的风化主题，也是后世讨论最多的主题。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是也。《琵琶记》“糟糠自厌”、“代尝汤药”、“祝发买葬”写的凄婉动人，为本色当行之绝佳文字。

不过，若按照李渔所言“立主脑”“一人一事”，该剧主旨当只有一个。换句话说，核心主旨只能是一个。高明在《琵琶记》中借蔡伯喈入赘相府的情节，隐喻晚年失节的历史人物，以寄托其辞仕、归隐的思想。

三、“曲祖”《琵琶记》在明代的经典化

《琵琶记》被魏良辅誉为：“自为曲祖”，凌濛初又称其“世人推为南曲之祖”。该剧作为第一部由精英文人创作的南戏作品，一改南戏的草根化的鄙陋，转而为精致而趋雅。这部作品的伦理故事，兼及文人的抉择，既符合一般百姓的审美趣味，又道出了文人士子的心声和矛盾；同时还符合统治者关于忠孝的期许。因此流传极为广泛，口碑也极为出众。

明代永乐年编纂的《瑞安县志》记载：“今所传《琵琶记》，关系风化，实为词曲之祖，盛行于世。”作为一本地方志，公信力其实并不足够。况且这个说法，常识性错误不少。比如，词是词，曲是曲，词之祖断然不可能是《琵琶记》；曲之祖亦。因此，说是词曲之祖，实有过誉之嫌。

过誉之外，实则也有民风。为何地方志会如此激赏《琵琶记》，自然带有深刻之官方与民间的褒奖意味。此外，如果把过誉的部分去除，也有道理。所谓词曲，在这里当是指的南曲，高则诚《琵琶记》是南曲文人化、精致化之始。

嘉靖年间昆曲改革家魏良辅在其《曲律》中，如此言说：“《琵琶记》乃高则诚所作，虽出于《拜月亭》之后，然自为曲祖，词意高古，音韵精绝，诸词之纲领，须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须要透彻唱理，方为国工。”与地方志的过誉相比，魏良辅的褒奖是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的。

魏良辅至少从曲、表演等方方面面肯定了《琵琶记》的经典和范本地位。如此一来，《琵琶记》被搬上舞台，四方传唱的机会陡增。这位该剧的社会传播，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基础。可以说，元明以来，《琵琶记》真的如布帛粮食，家家户户都听闻知晓，且深受感动。

明代著名戏剧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

崇祯年间，文人凌濛初刊刻《琵琶记》。在卷首“凡例”中说：“《琵琶》一记，世人推为南曲之祖。”这个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而凌濛初说了，是世人推崇，而非是他一人之言。

如果说，这些行家里手的推崇，是《琵琶记》在艺术上被尊为经典的重要推动力量。那么这种经典的呈现，更多的可能还是在文人士大夫和民间层面。《琵琶记》要真正成为可以万世流传的经典，恐怕还需要官方的加持。

而这官方的加持不仅很快就有，而且极为重量级。明代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居然向皇亲贵族，官员和百姓，推荐《琵琶记》，而且是唯一推荐。明黄溥《闲中今古录》载：上曰：“朕闻其名，欲用之，原来无福。既卒，有以其《记》进，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其可缺耶？

朱元璋最开始是想重用高明的，无奈高明已经亡故。遗憾之余，朱元璋翻阅了高明的 《琵琶记》，将其比作珍羞百味。朱元璋的评价，也见于徐渭的《南词叙录》：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朱元璋推许《琵琶记》的用心和他的文化政策颇相吻合。自此，《琵琶记》成为真正的经典，流传于世。而对于这部剧的丰富内涵，正如其他伟大的作品一样，每个人都能从其中悟解出自己的人生体会。

行文至此，脑海中赵五娘一曲“孝顺歌”拂拭不去：

【孝顺歌】 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

愿以此曲，与君同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