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脊梁(书画篇)·走向世界的共和国文化大使·张庆祥作品展
大家好,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对鲁迅有影响的书」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文学的“道”影:从鲁迅到鲁奖作家
——读舒晋瑜新作《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舒晋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有个问题时常萦绕心头:为何鲁迅的文字如此百读不厌、常读常新?比如,品其杂文恍惚间有读《论语》之感,二者皆深邃隽永,其内蕴似乎永远挖不到尽头。形式上也都短小精悍,且皆是对时代难题的回答,区别在于提问者——一个借孔门弟子之口发问,另一个则直面社会与论敌的叩问。
答案其一自然是我的个人偏爱,毋庸讳言。其二或许是鲁迅文字中除文艺元素外的另一种“道”影。恰恰是这个“道”的维度,确证了他在文学家之外的思想家身份,和对人性、世事洞察的深度与丰富。窃以为“道”分两阶:一阶之“道”是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精神的气概、思维的方式、思想的方向;二阶之“道”则是一阶之“道”的具象化,即具体的思想系统。二阶之“道”常随世事变迁,而一阶之“道”则往往渗入文化基因的内核。日前读了《中华读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的新书《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在这些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言谈之中,我再次感受到“道”的影子和精神频频闪现。
文学绝非无源之水式的自足存在,它只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支脉。正如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所说,“从来没有独立的文学,文学是与现实生活矛盾、困惑联系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的”。作家们基于其创作经验对此认识得更为真切,如“艺术源于生活”“生活太丰满太深邃”等。而在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很多作家的体会,以及作家在对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的探讨中,体现了其对文艺自身的性质、范围、限度等问题的理解与思考。
文艺现象的核心要素是语言、文字、感性、形象、审美、人性等等,这当然只是生活实践中的某些侧面和分支。但同时它又与其他分支如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息息相关,受着作为整体的生活实践的影响。因而,文艺的境界与优劣不仅取决于其分支内部的诸要素,还取决于对其他分支乃至整体的认识与理解。正所谓“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如学者孙郁曾借其好友之言,论及鲁迅的“暗功夫”问题。恰恰是这些脱出文学之外的许多“暗功夫”,使鲁迅更全面、更丰富地认识了生活,成就了其文字的厚重与深刻。
这个问题上许多鲁奖作家亦感触颇深。关于文艺的界限方面,在描写现实生活方面,李鸣生认为“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东西认为“写现实则需要一种穿透的力量”,李存葆认为“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文艺作品需要感性的力量,但也要求作家本人在创作之先对世界建立理性的理解。史铁生提出了有些作家缺乏理性思考的问题,邓一光认为某些小说家“迷恋微观世界并且不断在其中掀起惊涛骇浪,却常常对宏观世界缺乏体系上的认知”。这里谈到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其实也就是分支与整体的关系。
现实生活是一个无比纷繁、杂多的庞大整体,作家如何才能有效把握呢?这往往需要有穿透现实生活的力量、哲学思考的深度、对宏观世界进行“体系的认知”——恰恰是“道”的角色与功能。“道”不止于认知,还包括对世界的改造,它是对整体的现实生活进行理性思索、理论把握、理想构型和实践改造的成果。正是基于这个道理,中国文化中才会有源远流长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
许多鲁奖作家都提到西方文学对其的影响,时常感慨其中的宏大深邃。西方文学的厚重之作,也很可能恰巧是因为有类似于“道”的哲思之滋养。只不过西方之道,往往体现为神道信仰、天国彼岸或理性思辨、逻辑模型,而中国之道的“高山仰止”之处恰在其“不离百姓日用”,深深地扎根于此世与实践。诗人雷平阳感慨:“中国新诗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看见的大量诗歌,仿佛还是西方诗歌和美学的翻版。”对西方文艺流派的借鉴,自然能丰富我们的文学表达,但同时也会产生很多方面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西方文学的理念与技艺都与其历史进程、文化土壤有机匹配,但却与中国人的现代道路、心理结构颇不相同。比如,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个性观念与形象,为其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内在的“原子化个人”所决定的。有的作家曾深受其影响,但后来有所醒悟,如李洁非所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慢慢觉得执着于个人的东西蛮可笑的,它在现实世界面前分量很轻,根本不足论”。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蓬勃展开,呼唤着文艺创作与其相匹配。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许多作家开始“回归本土”。如刘庆邦在谈创作方法的时候说:“也向西方小说家学习过,但变来变去,又变了回来,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传统。”陈思和也介绍了莫言的转变:“他说过自己原来学习马尔克斯、福克纳,获得某种近乎神谕的启示,到后来意识到要远离他们的影响,大踏步撤退到民间。”
文艺创作,归根结底要回归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这也是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这是文艺的来源,也是“道”的来源。我们应当接续鲁迅精神,在坚持一阶之“道”基础上重铸二阶之“道”,把对存在整体的把握和对具体存在的感性体验相融合,坚定地践履新时代文艺使命、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作者:袁少冲
来源: 《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