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全面成熟「文学创作诗歌」

大家好，诗歌全面成熟「文学创作诗歌」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代新的诗歌方式从产生到完成，也可以理解为从单元的到多元的格局形成，从集团性的相对被动操作到纯个体的自觉操作，从稚嫩粗糙到成熟精粹。回顾新时期发生的现代诗歌经过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直至今天的历程，基本上正好呈现了这样一条轨迹，而这也正是本世纪世界诗歌进化模式的一个浓缩。

朦胧诗的集团性尚不明显，其创作团体的形成一开始虽然具有主动性，即包括北岛、芒克、食指、多多等人的《今天》一派，但随朦胧诗歌这一概念的形成与被社会注目，《今天》诗派很快趋于隐形，代之而存的是以北岛、顾城、舒婷、江河、炼五人为代表的这一种诗歌的核心团体。由此可见，朦胧诗的中心存在相对集团性显得更加明确无疑。从地域上看，除舒婷外，其余大致集中于北京（当初的《今天》派更是如此）；从价值判定看，这五人的代表性几乎没有争议。

同时，朦胧诗的许多作品在纯粹新的诗歌艺术

方式上的不够精粹也是显然的。北岛诗歌中众多意象的政治图解痕迹仍然浓重，舒婷的诗则依旧徘徊在浪漫主义方式的边缘，江河与炼的创作，前期在艺术上经不起推敲，如江河的《纪念碑》等，后期大有改观，但又在文化的范畴内陷得过深。

有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想在这里趁机提出，那就是为什么当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歌从膨胧诗进人后朦胧诗阶段，这些已经富有影响的朦胧诗人均被游离，在诗歌写作上，他们过早地被作为传统。他们的创作为什么不能有所改变，而同样成为后朦胧诗的实力甚至是领袖性人物呢？应当说，他们这样做起来，会更容易，因为他们的写作动向会比后来的诗人们在当时更能得到人们关注。而且从年龄上讲，他们与后朦胧诗人们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顾城

(1956年），炼（1955年），对比于坚（1954年），欧阳江河（1956年），生活经历也应该大致相似。我只注意到一个区别，即朦胧诗人们大都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说当时来不及），后朦胧诗人则相反。

考虑到后朦胧诗的实质，就是在提出诗本体论的基础上，对各种新的艺术手法进行多维、多层次的主动实验，这几乎是它的目的。无疑，它在操作上的复杂性、系统性，都更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深层次智性修养的加强，以及艺术创作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尤为重要，它能保证一个诗人即使在有所成就以后，仍能够不断地探索、创新。因为，后朦胧诗人们的写作，也是从相对的稚嫩，逐步走向完善的。像欧阳江河早期的诗作《悬棺》与他后来的《玻璃 L 》及许多十四行诗，在艺术上就不同同日而语，前者的铺张与芜杂恰好相对于后者的透明与炼达。

后朦胧诗一开始的不成熟，更主要地表现在它的集团性方式上，当然，无否认，这似乎是它出现的必然途径，无可指责，但必须向前运动，而不能带留在这种开始的方式之上。相对朦拢诗而言，后徽誠诗歌以较为主动、坚决的集团形式崭落头角，也以这种集团的力量来仲破一问古椒的中国詩坛的成名规则。不管我们如何为中国文化一向看重集体性、忽视个体性而慨叹不已，但这一次，集团的力量起的恰恰是沖破旧有规则的激进作用。所以，几乎是在猛然间，当人们还猝不及防，还来不及读到几首确实新锁的诗作，数詳新诗人的名字已经引人注目。

但也就在后朦拢诗以这种早期的集团性方式地入事实之中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它的集团方式本身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兀状态。它的中心已经维以分解，即使硬要确其中心，也非常不稳定。四川可能算一个，但就在这一盆地中，相继出现的就有整体主义、葬汉派、“非非”等各自为营（亦自有主张）的现代诗歌集团，其本身已经消解了其作为中心的可能性：阐京、上海，包括云南有“他们”，这在地域上已过于泛；其他如北京及各省市，多有一个人自成一派一体的，当然，这种颠覆中心的多元化状态，在当时主要还只是表现在集团的出现方式上，在诗耿写作本身方面，还未被人所重视，或者说被自觉关注，甚至，在写作上的自我中心现念在各集团直至许多个人心目中依然顽强坚固，以至，总有一些集团或个人试图证明自己才是某一代诗的代表，自己的或某人的某种写作方式才是现代诗的唯一范式，总在试图建立起权威与典范，而许多人也就一窝蜂地来进行某一种方式的实践与模仿。

这种集团性的冲击力与传统中心观的写作态度，确实也影响到了许多刊物、诗歌选本的选稿准则，和评论的非文本性价值判断。一些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便一直不肯放弃这种特殊的诗歌操作方式，更有后来者，也迫切期待借此以为成功之道。我们至今仍时常可以听到一些振臂喧呼之声，如前一阶段几度涌动的“第四代”的提法，即是一例，可惜时过境迁，且不说其创作实力与理论模式均无当初“第三代”那样坚实的与全新的立足和出发点。

90年代诗歌的新的话语模式，参照世界文学的动态，便是集团与中心方式的全面消解，这不仅是在诗人的存在方式上，更重要的体现在写作本体。由于这是一个经济、文化多元格局的时代，像二十年代那样，仅仅某一个城市（甚至一所大学）的文化动作就可以代表全国的文化模式变更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世界文学从一元的创作方式统治几个世纪或一个世纪或一个时代，发展到一个世纪或一个时代存在多元的创作方式，再发展到今天的无主潮、多层次、颠覆中心（包括在一种方式本身内）、寻求多种边缘关系的新局面，已是一个事实。实际上，我们的现代诗歌与诗人们已经直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如1992年《非非》（复刊号）编后记写道：“流派已经死去，而《非非》继续存在！”“复刊后的《非非》在坚持它一贯的先锋性、严肃性、实验性的同时，将首先作为中国诗人总体艺术立场的无蔽呈现。”可见，作为一个流派集团的《非非》已被消解，它在此只是汇集了站立在诗本体立场上的个体诗人的最新创作实绩，体现了一种探索、创新精神的延续。其实际包容的扩大，已失去其原来集团的边界。无独有偶，今年复刊的《诗探索》第1期在“当代诗歌群落介绍”（群落已经是个模糊的词汇）中，韩东谈及《他们》时，就强调：“《他们》仅是一本刊物，而非任何文学流派或诗歌团体，它只是提供了一块园地，让严肃的富于才能的诗人、作家自由地出人其间。”这真是殊途同归。

所以说，我们的现代诗歌经历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的喧嚣动荡历史，由中心形成到中心的消解，由制造集团到放弃集团，从集团多元到个体的多元，终于踏进了一个追求艺术完美、精粹，在艺术手法上更加兼收并蒸的纯个人写作阶段。个人的实力与作品逐渐在成为现代诗歌实绩的真正有效组成部分。前面提到，历史的过程具有其类似性，就是在本世纪世界诗歌进程中，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更熟悉，更应当在意的早已经是单个诗人的名字，如勃莱、斯蒂文斯，甚至艾略物、叶芝，而不是那些主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曾经由流派、集团体现出的沖击、实验、创新的可能性和必须性在丧失，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强烈的诗本体意识，不断地探索、创新精神，现在是我们的总体原则，而不再是某个流派集团的夸张性的旗帜。由纯个体写作体现的诗歌艺术趋向完善与精粹的内涵，本身就必须蕴含着这种原则的保持与实

现。

联系到近几年，很多文论认定新时期的现代诗歌已偃旗息鼓，走问没落，这其实是一种无知与偏见。实际上，这一批有代表性的诗人大都没有置笔，也没有改换门庭，年龄正处于30~40之间，创作走向更坚固与成熟。无论从民间诗刊与部分有胆识的正式刊物发表的诗作看，他们依然活跃，依然是当代诗歌发展与创新这股力量的中坚。而其变化，就是不再以明显的流派集团面目出现，这种弥散、多元的存在状态，自然被以习惯心态判断文学状况的人忽略或被有意视而不见。

最后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一，诗歌写作从实践的本质上讲，只能是个人的，集团性只是它在现象上表述出的特殊形态，它从来不能代替一首诗的真实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确定，纯个体写作的形成是诗创作艺术回到正常态，即真正地回到这一张桌子跟前来。诗歌在一个或几个阶段变革的动乱中回复新的常态，它将在达到某种高度（这正是回复操作的止常态的价值与必需性）后，期待又一次革命。二，纯个体写作，绝不等同于一意张扬狭益的个人情绪，或单纯的自我渲泄。其整个文本系统绝不倾向于为单一的自我表现（或维护）服务，那种自夸、过分自恋的ル而下心态，恰恰是纯个体写作所不屑的。相及，ビ任坚持实验、创新的同时，追求对现实自我的超越，水艺术的文本系统的锐利与完整性，从而在更高的、纯艺术的层次上体现无可仿制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