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而耳顺解读「读书人是幸福人的理解」

大家好，六十而耳顺解读「读书人是幸福人的理解」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齐一民《六十才终于耳顺》：耳顺之达观，生命之丰满

【题记】

《六十才终于耳顺》是作家齐一民在《四十而大惑》和《五十还不知天命》之后推出的第三部“跨越十年坎”文集，也是作者送给自己即将到来的花甲之年的一份大礼。作者怀着即将步入耳顺之年的纠结和忐忑考驾照、买车，看（听）剧，读书，网上教学。种种经历和感悟，作者在本书中以两个中篇小说《老乔重新驾车记》、《六十才终于耳顺》，以及用“赋”、随笔写成的书话、收藏、剧评、创作谈、教学札记等向读者一一呈现。同时，本书是作者近三十年写作的集大成之作，集作者擅长的各种文体和风格于一书，行文老道、幽默，充分反映出作者在行将进入老龄行列之前的悸动和不安，以及老骥仍然伏枥的志气和达观。国庆节期间，资深出版观察人何乐辉与作家齐一民针对《六十才终于耳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对读者理解齐一民的创作思路以及其作品特色有所帮助。

《六十才终于耳顺》，齐一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定价：60.00元。

【对话】

何乐辉：

齐先生今年出版的新书《六十才终于耳顺》受到了主流媒体、书评人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和推荐，普遍认为这是一部老道而成熟的作品。本书在写作风格上与您之前的作品相比有了一些变化，“愤青”几乎集体消失，而且我也看不出来这是在有意迎合或臣服于“耳顺”这一主题。另外，我个人觉得，这部作品的主题与齐式创作风格的碰撞、融合和您以往作品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印象所产生的好奇和期待也是《六十才终于耳顺》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齐一民：

“人之将老，其言也善”嘛！其实我开始并不觉得六十岁的文风和从前的有太大的区别，经何老师这么一点拨反而赞同了。这可能是自然而成而不是有意为之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文章就是我们躯体的分泌物，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派生品，就好比每一个季节田里的草木果蔬都成色不同似的。六十岁应该算是秋季了吧，秋天的特色就是万物和谐，原本艳丽的不再艳丽却十分养眼，而我们的性情和思维也是一样，经过了春夏的勃发和放纵之后，到了秋季就老老实实了，也快到了强弩之末，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和地球上一切生命和谐相处不再张扬。

“耳顺”的前提是“心顺”，就是不再和外界搞别扭。其实到了这个时节——人生之秋就已经感到了力不从心，想不和谐和特立独行也没有物质（身体）上的本钱了，于是只剩下一条出路，就是和顺、顺从以及和外界搞好关系，也就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低调。还有，人到六十之后由于该经历的事情大多都经历过了——爱情职场之类的，看事物的眼光会更加周全，不会像年轻时期那样浅显和片面，因此会用更加理解和包容的心态对付世界万物，也就不会像年轻时期那样认死理了，总之，“顺”是自然而成的，是成熟的象征吧。

《六十才终于耳顺》我自己翻读的时候也是您所说的那种感觉——没有了早期作品中的那些矛盾与冲突，文字总体感觉是老成和厚道，但锋芒和棱角还是有的——以前从没有人用这种“文体什锦拼盘”的方法在“耳顺跨年坎”上写这种书而我写了，这本身不就是“棱角”和特立独行吗？

何乐辉：

《六十才终于耳顺》是您继《四十而大惑》、《五十还不知天命》之后推出的第三部“跨越十年坎”文集。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您四十而大惑，五十还不知天命，这个我们能理解，现代人寿命比古人长，心智发育也比古人晚，那您为什么六十突然就耳顺了呢?您真的耳顺了吗?您可别憋屈自己呀！有读者希望您继续愤青，继续幽默，继续不同任何人一伙，男人至死是少年。

齐一民：

这种要求可是有的残酷呀！我算是一个对跨越“十年坎”极其敏感的人，要不也不会写成《四十而大惑》、《五十还不知天命》和《六十才终于耳顺》。 我打听过不少朋友，他们都似乎没有我对“精神年龄更年期”如此的“表现异常”。这或许就是写作者的精神特质吧。其实在《我与母老虎的对话》中我讨论过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作为地球的一份子——人，我们都生活在两个“定位”上：空间的定位和时间的定位，空间的定位是四维的立体的，而时间的定位是二维、仅计算长度的。这两个定位随时在锁定我们的存在，那就是“你现在在哪里”和“你目前多大年岁”。

说时间是二维的，因为它是一条以一百为单位的长线。每一种生命长度都可以用“百单位”分割，比如人类的生命一百个单位每一个单位是一个春夏秋冬——一整年，而朝露、蚂蚁、飞燕、树木那一百的单位就可能很短、短到几秒钟，或者很长、长到每个单位十年八年——比如那些千年寿命的生物。还有关于人类的那个理论上的百岁寿辰，我也一直纳闷并且敬畏——为什么我们每个百分之一恰好就是一个春夏秋冬而不是其它呢？多么的巧合！这和十进位的发明有什么关系吗？因为十个十正好是一百呀。

说到“六十耳顺”，这就要回到我们的“百年坐标”去考量了。其实我的有效生命大约是九十年。我在写《四十而大惑》的时候说人生像一场八十分钟的球赛，上半场到四十岁，下半场到八十岁，八十之后是加时赛，而现在平均寿命更长了，九十年吧，正好和一场足球赛的时间一样，九十岁（分钟）过后是加时赛。这么看六十岁呢，则是比赛的三分之二结束的时刻，然而六十和四十、五十又不一样，因为按中国的普遍退休年龄，六十岁又是一个纷纷离开职场的退休年龄，退休后人失去了社会职能回归自然的家庭生活，因此在这个“心理转折坎”上的感想就又比前两个更加光怪陆离纷纷扬扬了。

您说的“继续幽默”十分有趣，其实六十岁之后人会更加“老奸巨猾”，幽默也是必然的，不过六十之后的幽默是无目的自然的——不像之前在环境恶劣的职场上，那时幽默是“武器性”的，是在用乐观自我调节对抗外来的压力；六十岁之后的乐观呢，则是活脱脱的和大自然调侃对话，是在“大生命坐标、罗盘”上的独家舞蹈，因为这时候人早已知道自己的“天命”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来和怎么去，是空手去呢，还是带点礼品去，至于我么，我的三十几部作品就是我到“那里去报道”的见面礼。

何乐辉：

今年是您的本命年，《六十才终于耳顺》也是在年初出版的，而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从2020年6月到2021年的2月，您当时特别期待耳顺之年的到来吗?我总觉着您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和史命感的人，您一直在打造自己的人生，好似又在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影子自始至终游移于您的整个作品中。

齐一民：

我的确是一个对生命的时间有超出常人感觉的人——所谓“深度时间更年期患者”。这部书所有内容都覆盖了我这段时期自己的生活，主要包括一个以“老乔”重新开车上路为主线的故事，一些剧评、创作谈和另外一个用第一人称的随笔式小说“六十才终于耳顺”。

把自己的经历用“新乔、老乔”第三人称写成故事是我的特长，已经有《自由之家逸事》、《马桶经理退休记》和《走进围城》三部小说，这些书也可以用“新老乔三部曲”命名它们，而这部书中的另外一个“老乔开车记”应该是它们的零散延续。另外，以第一人称“我”直接赤膊上阵讲故事——用我独特的随笔式小说的形式，则是我更加擅长的。

我的“新老乔”形象由于是自己亲历的故事，因此很难说是我在打造一个形象还是我被生活塑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造物主打造的形象，既有自己主动生活的部分，更携带有命运的密码。就比如说在2020-2021年这两年期间，从小生命的角度来说我开始“走向甲子”、走近生命三分之二的里程标记，而大环境呢，是宇宙和地球的时间坐标，我的小坐标被放在大坐标中对比、互动。同时，这两年又是疫情爆发故事纷繁的年度，因此我基于自己生活体验而攒积的所有文章文字就不光是我个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一小段落。自然，宇宙地球和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我们生于1962年属虎这拨人的“更年焦虑”，然而我们有我有，因此我就想尽量多地把这个特殊时期的生活记录下来，算是为自己、也是为所有跨越六十岁的人所写，因为我相信每逢这种“十年一度更年期”大家都会多少有些蹊跷不适的感受。不信何老师过两年自己跨越六十岁时亲自体悟一下。

还有，在《六十才终于耳顺》之后，我又继续完成了其它两部“跨六十感悟书”——《似水牛年的挣扎》和《本命年冰雪大回转》，将于今明两年陆续出版，这三部书也可视为“退休三部曲”。也就是说这个“六十”对我来说可真是不顺、是个超级大负担，为了对付它的到来我迸发了四五十万的文字。“刺激”够强烈，“反应”也不含糊，这下您相信我说的对我来说六十岁是我的“精神更年期大关”了吧！

何乐辉：

读者渐渐认识并接受您“随笔式小说”这一独一无二的创作特点，就拿《六十才终于耳顺》来说吧，书中有中篇小说，有短篇小说，有随笔，有杂文杂记，有书评剧评，有创作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成为您作品中的人物了，并正在成为您作品中的人物。），但《六十才终于耳顺》又可视为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不是吗?这种多层结构让我想起了山西“王家大院”的建筑结构，却比“王家大院”更加丰富和多样性。

齐一民：

“随笔式小说”好像在我之前真没人写过，或者说没人写过这么多。随笔是单独和个体的、是焦点观察和叙事，故事是整盘的，是有前因后果的全面展示，因此可以说随笔式小说就是在一个果盘里放置许多单独的、不同种类的果实，但由于它们都在一个盘子（篮子）之中，最终所显现的结果还是整体的。这么写作要求作者在写每个个体段落（每篇随笔）的时候脑海中要有整个故事，要能从读者阅读的角度同时思考怎么能让个体的故事串联起来之后还能成为一个有起承转合的完整故事。它的长处就是每个个体文章都独立成篇，都有看点和看头，却要求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在脑海中有能将分散于个体文章里的故事线性的蛛丝马迹连缀起来的能力——当然，前提是你留下的故事痕迹要有迹可循，即便如此，你也不能保证所有读者都能最终做到，比如我就见到在我的《永别了，外企》下面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简直不知所云！”的读者留言，而另外一个读者则正好相反，读懂了贯穿全书中的故事情节。

咱们的文学对话都有十几篇了，您当然也在我编纂的“大故事”中了，而且还是个不可缺少的主角之一呢！其实对话也是一种广义的文学体材，是思想的碰撞和亮点的孵化器。对话帮助作者反思梳理自己留下的作品，仿佛是一面能折射的镜子，将过去的写作经验放大呈现，同时对话也是对未来读者做个坦白的交代。

与前两部写于四十和五十岁的文集相比，《六十才终于耳顺》的确是百花齐放仪态万方，是个各种文类、文体、文风的集中展示，颇有点像春晚即将结束时各类演员剧种的集体亮相。这是我故意为之的，是想给读者展现一下经历了三十年写作之后我都擅长什么、喜好什么和不喜好什么，显摆一下自己的综合才艺。

如果您从《四十而大惑》、《五十还不知天命》一直读下来，读完《六十才终于耳顺》，您就会体悟到一条从深度焦虑彷徨、轻度“丧心病狂”，直到二十个岁月之后的忽然豁然开朗一马平川高峡出平湖、虽然五洲震荡风雷激我却乐呵呵嘻哈哈海阔天空凭鱼跃万里长江独自游的——那种三不沾四不像五不惧、能海纳百川能与所有事物和谐相处的——所谓“耳顺”的境界。我想这是所有活到这个年龄段人共有的心态和心情吧，是动物从生理到心理的必然，我只是其中能用和想用笔记录的一份子，所写的内容既是我自己，也代言了所有同龄人。

何乐辉：

书中的两个中篇，《老乔重新驾车记》在内容上更接近于传统小说，在主题表现、人物塑造和故事方面都是集中的、紧凑的；而《六十才终于耳顺》是随笔式中篇小说，似乎所有的要素都是离散的，您自己更喜欢或更中意哪种?

齐一民：

上面说了，传统叙事小说和我的随笔式小说是两个不同的样态，前者是交代故事，是线性二维的，而后者是立体的，是将诸多的焦点逐一放大，然后再在读者眼中构建一个混沌的故事画面，有点像印象派的做法。应该说我哪种都擅长。用第一种写法我写成了代表性长篇《总统牌马桶》等，用第二种方法我写成了《我爱北京公交车》、《谁出卖的西湖》等诸多作品，不过从编辑书籍的角度来说我更倾向于后者：由于那些构成故事的随笔是独立的，它们可过后用来按新的主题编纂出不同的新集子。比如我可以将散落在我所有随笔中关于体育的文章“扒出来”，再做一本《我的体育人生》。马上就要付梓的《百剧宴》一书就是我将分散于不同编年体文集中的一百个戏剧评论“拎出来”后再重新组合的一部戏剧评论专辑，而这类分主题文集我能做出至少十种，涉及商业、教育、各种艺术门类等各个方面。

鲁迅写书就是先按编年体写，隔一两年汇总一下那期间的各类文章，将之制作成集子，然后再由后人按主题编辑成小说集、杂文集等。

至于《六十才终于耳顺》中头篇的传统写法小说《老乔重新驾车记》，那是2020年我的亲历故事，由于时隔许久我又重新开车，所以想留下一个好玩刺激的故事。它同样是用“新乔、老乔”互换的第三人称写的，表达的是隐藏在后面的作者“我”，它可以说是诸多“乔先生”故事的继续，比方说如果将《走进围城》里的几个新乔故事和《柴六开五星WC》里的《新乔出书》、《小民杂艺秀》中的《糖尿病人》以及这篇《老乔重新驾车记》组合起来，其实就是我本人一部从青年时期到老年时期断续的职场和生活经历自传体大全小说，我想将其命名为《新老乔涅槃记》在不远的将来将其出版。还有，《老乔重新驾车记》又是我2008年出版的《我爱北京公交车》随笔故事的延长线，都是写北京交通工具的，从公交车、地铁、飞机写到自驾车，前后时间跨度达十五年。假如将两个作品组合起来也是一种有趣的事情，是北京交通状况的全景式呈现和实录。

何乐辉：

关于语言，有评论家说，《六十才终于耳顺》行文老道，幽默而不油腻，积极达观，这与本书的主题相得益彰。除了这些语言特色外，书中丰富的文体形式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种多文体的运用是写作本书的自然需求还是作者您的有意设计?

齐一民：

是的，从《四十而大惑》到《五十还不知天命》再到《六十才终于耳顺》，我行文的语言在逐渐发生变化，从飘忽不定到胸有成竹再到坦坦荡荡一马平川。语言是心态的反应，有什么心态就有什么语言，人到将老，其言也善，从心顺到耳顺再到嘴顺笔顺，这是个连带的工程。

过一百年后假如还有人读我埋藏在图书馆中的那些书并想用一个概念将我归类的话，与其说是“齐一民是个小说家”，我更喜欢听的是“齐一民是个语言爱好和追求者、是个文体的开创者”。在三十年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追求用更新的语言形式、用更新的文体阶段性地表现自我和世界。一路下来的语言文体变化有外在原因——社会性的、环境性的，对之我的追求是忠实记载和反映之，这也是作家的天职，其次就是个人和心态变化引发的语言表达变化，我的企图是尽量将其揉进作品当中。上面说过人生有两个坐标，一个是地域性的、空间性的：你生活在北京则北京特色的语言文字就会被寄存在你的作品里面，另一个是时间性的——你在多大岁数就会有多大岁数的思维模式，这也会被雕刻进你的文字。

我少年时在河北“五七干校”务过农，什么地段——是盐碱地还是良田——就会生长出什么庄稼，就好比什么不同的人、不同的作家身上就会分泌出不同的文字作品，还有，同一片土地在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的收获，春天有春天的果实，秋天有秋天的收成，人到六十就好比大自然入秋，自然文章里的东西会硕果累累五色俱全。那么到七十、八十呢，冬天不是也有彩色腊梅挑染枝头么，以此类推，只要是作者有心、有写作的情趣、有对生命意义的不舍探求，作品究会一直被创造到老的，不过可能那时候的作品不再是小说而是感悟对话或者诗歌等形式，杜甫、苏东坡不就都是一直写作到生命尽头吗，在生命尾声他们收获的正是仿佛能带给惨白色世界一丝希望和一抹鲜艳的腊梅。

何乐辉：

我读文学作品多半是因为精神需求。残雪说，她的作品需要研究性阅读。其实我读重点文学作品多半会附加研读的功夫。我读您的作品也采用了这种方式。我大胆地认为《六十才终于耳顺》也是一部“知识性文学作品”，您认为呢?您在《深圳赋》中提到了深圳文化，尽管我们接受的都是儒释道文化的影响与传承，但中国各地的文化差异还是蛮大的，您认为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是什么?比如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即使北京和天津离得那么近，文化却也不同。

齐一民：

应该算是吧，因为近些年我的每部文集中都有“书话”栏目，这部书里也写了十几个书评。读书是我的爱好，而且我也是教书、指导学生们读书的老师，因此书评就顺手写了一些，我的“书评”也够集成一个单行本了，我将之暂定为《济人书话》。

《六十才终于耳顺》从知识性来看的确要比前两本《四十》和《五十》要丰富得多，而且不是掉书袋子，是将知识融入到丰富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开车和滑冰等，您从书中看到的一个“读了很多杂书的坏老头儿”。

我在《耳顺》中写了一个“深圳赋”，那是“新冠”年间为数不多的一次提心吊胆出京远行，因此颇有点靠“行万里路”开拓读书人眼界的意味。

至于深圳和其它几个大城市在文化层面上的比较，很难一言以蔽之，各有千秋吧，不过要说天津我是十分喜欢的、喜欢的程度超出了一般的北京人，我几乎每年都要去天津。天津的魅力在于“苦中有乐”、“苦”是指早年海河水是苦涩的，就连天津的地下水也曾略带苦味，而“乐”则是指天津人像郭德纲那般的乐观和友善。

何乐辉：

《六十才终于耳顺》中录入了十四篇“书话”和九篇“剧评”，有读者认为这些文字游离于“六十才终于耳顺”之外，我倒认为它们是“六十才终于耳顺”的重要组成部分，书话与剧评带有“耳顺”之特质，“耳顺”又让书话与剧评深切而中肯，它们是密不可分的。听说您要将“书话”和“剧评”单独成书出版，那就改变了作品的文类对吗?

齐一民:

如同书话加起来也能成为单行本一样，几年来我的剧评也够单行本并马上成书了，本年度就能出版，书名叫做《百剧宴》，是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我看过的一百场戏剧的评论汇总。

在以前的访谈中我曾说我要做成一个由至少五种以上艺术形式组成的“五胞胎”——包括剧评、书评、诗歌、绘画、教育、体育等，现在那个“宏伟计划”的成果正在陆续出炉，《百剧宴》就是头一部，第二本可能是《齐一民诗集》。

我总以为在今天这个麻烦不断越理越乱的世界，人要想获得自在和不虚度人生不被诸多麻烦裹挟，艺术上的追求是不可或缺的，那仿佛是苦海中游泳时偶而的仰头呼吸，否则会被蹩窒息。不仅我喜欢艺术，我也想通过记录追求艺术的过程将体验传达给别人，为别人带来快乐。

何乐辉：

如果将《六十才终于耳顺》定位为一部随笔式长篇小说，那么本书第六部分“创作谈”和第七部分“教学”更像学术性文本，置入其中，是不是略显突兀?您当时是怎样考量的?

齐一民:

假如您把《耳顺》仅仅视为一部小说的话，那么它们算是搭了小说的便车吧！不过我自己更想用“齐一民甲子文集”或者“齐一民耳顺年生活写作大成”来定义这部书，因为它体现了在这个年龄段的所有生活内容，其中当然少不了“创作”和“教学”，因为我最能引以为荣的职业是大学教师，虽然是“编外”的，却也延续了近二十年之久。既然长期在大学搞教学，文集中包含的上课札记自然有一定的知识性，但学术还谈不上。

其实我更喜欢追求民国那些文豪们——比如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生活和写作风范，当时不能说绝大多数至少是很多作家都是教师、是学者，同时也写小说，因此他们的作品文类非常广泛，包括随笔、散文、论文以及小说，而今天我们的作家和学者之间几乎已经分属两个行当，作家大多不会教书，学者大多不写小说而只会写评论，而由于没有写作实践做基础，他们的评论就不是什么好评论了。总之，作家不应该只写小说、仅做一个讲故事的，最好也教教书，也开拓一下职业的领域为好。

【对话者简介】

齐一民：

齐一民，笔名齐天大，知名作家，1962年生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在海外学习、工作十余年，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中国国家公司驻日本商务代表、北美跨国公司亚洲市场经理，外企首席代表、建材公司CEO等。目前任北京语言大学客座讲师。已出版《妈妈的舌头》《永别了，外企》《自由之家逸事》《走进围城》《马桶三部曲》和《雕刻不朽时光》《六十才终于耳顺》近三十部作品约六百余万字。其中《总统牌马桶》等被译成英文并用Jimmy Qi笔名在国外出版。

何乐辉：

何乐辉，北京华卷文化中心创始人，资深图书出版观察人。在传媒出版界从业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