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摄影师「梦想摄影师」

大家好，张超 摄影师「梦想摄影师」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摄影／张超音采访／阳丽君李德林

拍照片不难，吃的不过是皮肉之苦，真正的难点是拍完了做什么用，《喜马拉雅》是我“朝圣”的日记。

阳丽君（以下简称阳）：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摄影的？

张超音（以下简称张）：小时候我就喜欢摄影，但大学期间与孙成毅的相识，点燃了我对摄影的热情。大学期间，我们经常会与同学到各自的家乡进行义务表演，俗称“走穴”。有一次去青岛慰问北海舰队官兵，在崂山结识了同样在上医科大学、拿着尼康相机拍摄的孙成毅。同行的十多天里，我俩渐渐熟络起来，我对摄影的热爱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喜欢拍西藏，他第一次去西藏还是我带着去的。

1983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大学毕业还实行国家分配，按我的专业，本应是到歌舞团做一名演奏员。但我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转行，倾向于进民族管理单位。经过积极争取，我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艺术处，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性格使然，我并不喜欢安安分分地做一名公务员，唯独喜欢拿着相机到处拍摄。在甘肃民委工作期间，我整天拿着相机，不放过任何一次下基层的拍摄机会。那时，没人承认我是摄影师，我就自己买相机、买胶卷，年复一年，大家渐渐认可了我的照片，并给了我很多摄影的机会。但这还不是“正业”，1983年，我在民委艺术处创办了《甘肃民俗》杂志（季刊）并任副主编，有了这本杂志，写文章、拍照片就“合法”了，我也开始深入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地拍摄。

喜马拉雅山由于受地形、高海拔上升气流的影响，希夏邦玛峰上空分散着呈片状和条状的蓝灰色高积云，云底还有零散的碎积云。阳光透过云的缝隙呈黄白色，近看，山间还有浓积云和淡积云，1989年。张超音摄

阳：你最初有一段音乐的专业学习经历？

张：其实，在学音乐之前，我曾从事过体操运动员，并在农村插队、还在工厂做过汽车修理工。1977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心动不已，心想，别人能上，我为什么不能？但数理化、文学都不是我的强项，且自认为自己的性格比较适合做艺术，于是便想从音乐方面入手。然而，小提琴、钢琴这些特长要求扎实的基本功，无法速成。我的老家河北有很多吹歌会，吹歌是以吹管乐器为主、打击乐器及弦乐器为辅的传统器乐演奏形式，演奏曲目大多来自传统民歌和戏曲唱腔，笙是吹歌会常见的乐器之一，入门相对简单。于是，我学了一年笙，顺利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因为对音乐的喜爱，我在大学期间系统学习了音乐理论、音乐史等知识，并涉猎了大量音乐作品，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音乐自此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吃完饭以后想吃个冰激淋，每天早上要喝杯咖啡，音乐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摄影画面的韵律感与音乐旋律有很多相通之处，音乐对我的摄影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喜欢在自然中去寻找音乐的节奏，在空灵中感受旋律，并将这些元素带入画面。

珠穆朗玛峰北坡东绒布冰塔林，一座又一座数十米高的冰塔千姿百态，朝天耸立，2005年。 张超音 摄

阳：你真正学习摄影是从中央美术学院开始的？

张：1997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艺术学院联合创办的视觉艺术（摄影）硕士研究生班。20世纪90年代，研究生普遍比较少，这也是国内第一个正规的摄影研究生班。当时，我成为我们单位第一个研究生，在单位的资助下，我来到北京脱产学习摄影。这个班总共招了15个人，同班同学有王川、姚璐、黄雅、王龙江、林彤等人。虽说是联合培养，但我们所有课程都是在央美完成的。2年里，我系统地完成了摄影光学、摄影化学、感光测定、数码影像、彩色学等多门学科，掌握了静物、人像、食品、建筑、风光等题材所需的专业摄影技巧，并且，从大型相机的操作到各类型胶卷的冲洗、放大、装裱，全部可以自己动手完成。

毕业后，国家民委通过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将我从甘肃民委调到北京，入职民族画报社。3 年后，我从民族画报社调到民族出版社，但办公还在一栋楼里。调到出版社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开始做选题了，画册、编辑、摄影等事情均得以有序开展。

冈底斯山脉北侧内流水系的发育受湖盆地形的影响，大部分流域面积不大，通常在几十至几百平方千米，绝大部分属季节性或间歇性 河流，该水系的河流多注入内陆湖泊，还有不少河流汇集水量因渗入与蒸发而损耗，羌塘，2016 年。张超音摄

阳：提及青藏高原，我们通常的心理认知是一个比较模糊、笼统的地理概念，请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将镜头对准青藏高原？

张：青藏高原的地理坐标是东经72°00′－108°00′，东西宽3120千米；从纬向上说，南起北纬25°向北扩展到41°止，南北方向长1800千米，涵盖了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冈底斯山脉、唐古拉山脉、横断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及羌塘高原、可可西里、柴达木盆地和三江源等地区，总面积约250万平方千米。从地理区域上讲，青藏高原分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国内包括中国的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全部，以及新疆、甘肃、四川、云南四省区的部分县、市。国外部分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及缅甸部分地区。其中，喜马拉雅山是地球地质变迁中的一个奇迹，地质结构复杂，自然景观优美，蕴含的民族文化多元、宗教义理深奥，可拍摄的影像资源丰厚。

将镜头对准青藏高原，一方面，可能与我所受的教育、生长的环境紧密相关。比如，我出生在甘肃，那里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我大学上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周围都是少数民族；我工作也是在民族单位，从事的是少数民族的采访和摄影。另一方面，青藏高原庞大、神秘，蕴藏着丰富的景观，且孕育了众多文明奇迹，这些都深深吸引着我。在这片独特的地域环境上，无论是珠穆朗玛峰的冰川，还是纳木错的圣水；无论是藏东南大拐弯峡谷，还是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的三江并流；无论是柴达木的盐池，还是雅丹的荒漠，都是世界上壮美的风景。这片土地上也孕育出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唐卡、雪顿节、踢踏舞等系统而庄严的藏族文化。青藏高原的地理景观、文化底蕴就像一首丰富、绚丽的交响乐，安静、肃穆，完整、独特。

冈仁波齐峰海拔6656米，峰顶冰雪四季覆盖，呈圆冠金字塔状，该峰并非这一地区最高峰，峰顶垂直而下的巨大冰槽与横向岩层构成佛教万字格，周围有5条冰川，山体北麓和东南麓以冰斗冰川、悬冰川为主，东北坡的纳曲冰川长约2.4千米，1996年。张超音摄

阳：做《喜马拉雅》这本书的想法起源于哪一年？面对如此宏大的主题，你是如何搭建框架的？

张：1984年，我第一次进入藏区——甘南藏族自治州。在那里，刻有经文、各种佛像和吉祥图案并饰以色彩的玛尼石随处可见，我开始系统拍摄并出版了《中国藏族石刻艺术》一书，这本书以藏区寺院为纲，按地区分类，对各大寺院保存较好的宗教石刻艺术品进行了图文并茂的介绍。玛尼石的时候，我也拍摄了玛尼石所在地区的宗教、文化、服饰、饮食等方面，差不多有一两万张胶片，画册只选用了极少数，且当时介绍藏族的书很少见。于是，我萌生了做一本可以涵盖藏族地理、民俗、宗教、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书籍的想法。

1986年，这本书正式启动。这本书最大的难度不是拍摄，而在于体例、结构的搭建。30多年前没有互联网，有关青藏高原地理以及藏学研究的资料匮乏，只能到书店购买有关藏学图书或到图书馆查阅，需要看的资料很多，编写难度很大，书中各个章节的内容互相牵扯。在地理结构中有藏族信仰神山圣水的习俗，在宗教里又有民俗与风情的延伸，艺术的辉煌又与宗教交织，以及藏民族的历史遗存和现时的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复杂并存的状态，这些相互交叉的元素不停地在我脑子里互相转换。

有关地理山峰、海拔高度、冰川面积、山脉区域划分、地理坐标等，很多数据不统一。比如，希夏邦马的海拔到底多高，普遍存在国外、国内和当地多种标准制式，分别有8012米、8013米、8027米不等。测绘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地球不是平面，也不是纯球面，光线的折射、海拔基准面、山峰积雪等都会影响海拔测高，因此需要查阅大量的测绘资料、找到最精确的数据。拍摄青藏高原的雕塑就免不了要拍佛像。

同样是佛像，我应该把它放在哪个章节？有些佛像制作得非常精美，可以划归艺术章节；有些释迦牟尼佛像表现了其一生的重要事件，可以划归历史章节；有些金属造像制作工艺有失蜡法、浇筑法等，虽然佛像是宗教图像，但其工艺是高超的冶金铸造技术，可以划归科学技术章节。如果分类不准，就会埋没它的价值。

经过两年精心梳理，这本书的目录结构终于做了出来，最终分为六个单元，分别是“嵯峨的大地”“宏阔的历史”“神圣的信仰”“华彩的诗章”“铿锵的节奏”“奇特的发明”。同时，每个单元下还会逐级分层，比如，在“嵯峨的大地”中，青藏高原有八条山脉，还有很多河流、湖泊、盆地，八条山脉之一的喜马拉雅山脉又可细分为山峰、峡谷、冰川等。其他单元也均参考这一划分办法严格执行，目录才得以脉络清晰、次序分明。目录搭建好以后，我的拍摄方法也从原来流连于美景改为严格按目录拍摄，并坚持到现在。我从未学过地理、宗教、医学、户外探险等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既然要编写这本书，那就得踏入青藏高原进行实地考察、拍摄。

冈底斯山属于高山荒漠、半荒漠地区，在海拔4000至5000米封闭的湖盆和浅洼地，由于气候寒旱、大风多、蒸发强，使得土壤逐步积盐形成盐土，盐土呈斑片状散布于湖泊边缘、高河漫滩、干涸小湖和古河道等局部洼地中。图中的龙木错，岸边盐晶的含盐量达861.5克／公斤，羌塘，2008年。张超音摄

阳：仅从这本书的目录看，它就像是一本关于喜马拉雅的百科全书，你是如何保障这本书的专业性、学术性的？

张：我深知自己不是专家、学者，但我对自己、对这本书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因此，要将这本书打造为一本精品、极品，图片和文字都不可或缺，且要借助专业的力量。

地理环境的照片都是我亲自到达现场拍摄而来，但我的知识储备不足以支撑目录的细致要求。因此，每次拍摄前，我都会查阅大量资料，不断学习、积累。但抵达现场，只是获取照片的方式之一。有些照片需要在大量资料中检索才能发现拍摄线索，有些则得益于专家的提点。比如，藏学学者王尧教授曾告诉我，记载着明代官员带着班禅和达赖到中央朝贡的杨瑛碑在大昭寺一个法座背后，用麻袋片盖着，我去拍摄的时候，连大昭寺的工作人员都惊诧不已。有些文物、藏传佛教寺庙不许拍照，经过反复沟通，我才得以在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地拍摄文物，拍摄犍陀罗文化时，巴基斯坦所有博物馆最大限度地向我开放。还有大量照片拍摄于博物馆、拍卖会、私人藏家。有些内容则成为历史，为了保证内容的完整性，我也会与相关机构沟通，取得授权。

此外，六个单元的学术文章我分别邀请了六位专家来撰写，地理环境部分邀请的是中科院院士郑度和中科院研究员朱立平，历史、宗教、科学技术部分邀请的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丹曲，民俗部分邀请的是作家马丽华，文学艺术部分邀请的是四川大学熊文彬教授。甚至每幅图片的图说，我也会请专家审阅，比如，图片中法器的教派归属、具体功用、形象内涵等都需要一一考察，最后反馈给专家敲定。3000余幅照片，图片说明也是很大的工作量。准确一直是我的自我要求。目前，这本书地理环境篇所采用的都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权威数据。

目前，介绍藏族文化的图书比较多，但以行走为主线、真正把藏文化各个方面都集中在一本书上的还不是很多，当然我也不敢说我这本书就是全面地介绍藏文化，但是我尽可能地做到全面。所以，拍照片不难，吃的不过是皮肉之苦，真正的难点是内容。

可可西里布喀达坂峰，海拔6860米，东西长30千米，是青海最高峰，沿山脊线有5座山峰超过海拔6500米，布喀达坂峰山顶平缓，是可可西里几乎完全被雪冰覆盖的平顶冰川，很少出露基岩，2018年。张超音摄

青藏高原是我魂牵梦绕的土地，让我深深地痴迷。严格来说，相机只是我手中的工具，我用它来完成我的梦想。

阳：从20世纪80年代确定目录到现在，做一本书为什么用了这么久？

张：在拍摄过程中，我的拍摄范围越来越大，目录在不断丰富、更新，照片也在更换，因此，这30多年里，对书的调整从未间断。

首先是书名的敲定。最初，我计划取名“藏族”，但我的实际拍摄范围虽以藏族为核心，但已超越民族界限。比如，在对藏传佛教溯源的时候，我发现与早期藏传佛教相关的“犍陀罗”“帕拉”“克什米尔”“斯瓦特”等都不在中国境内，为了溯本清源，我踏上了去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旅途。而这些地域均以喜马拉雅山脉为地缘相连，因此，书名也确定为《喜马拉雅》。

其次，书名的调整直接带来内容的延展，在不变更框架的基础上，对不同单元的同一名称，我会从拍摄角度、拍摄时间等方面有意识区分，可以说，这本书里没有重复的照片。再者，在出版过程，仅样书便出过6个版本。最初，书的形态是10本画册，封面是亚麻布手工上色，用的是金丝楠木材质的书盒，我还从潘家园买来藏族的印经板镶嵌在书盒中，但因造价太高，只能放弃。最终，我将六个篇章合而为一，做成了一本达3000余页，3000余幅图片，逾85万文字，约重22斤，牦牛真皮做封面的书，书的立面切口，是青藏高原地理肌理势象做的非具象的三联木刻版画样式。

当惹雍错是苯教徒崇拜的西藏最大的圣湖，也是西藏第三大湖。“当惹”是古象雄语“圣湖”的意思。在当惹雍错湖岸堆放着大量玛尼石和牦牛头，这种以家畜来献祭神灵的宗教行为，完全是以人们对生活的祈福和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仪式。公元5世纪以前，青藏高原曾经存在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字的古象雄王国，时至今日，当惹雍错附近仍可看到古象雄王国王宫遗址，1996年。张超音摄

李德林（以下简称李）：在这本书中，拍摄的作品涉及哪些内容？

张：早期，我在摄影中更多是走马观花地看，追求的是美。但后来在执行目录内容的具体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不在于拍摄照片的数量多和结构庞大，而在于要想清楚拍什么，如何“驾驭”被拍摄对象，能否提供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在具体拍摄中，我会首先从文化研究及其内涵的角度出发，将照片中的信息含量最大化，同时，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拍摄效率。比如，到寺庙拍摄的时候，往往只有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时间，因此，我会从它的建筑特点、结构、细节、陈列品等迅速观察其所属教派，判断我需要的拍摄内容，就像医生在号脉后对症下药，这也促使我养成了“挑剔”的眼光。被摄物体的创作年代、文献价值、艺术价值、美观与否都是我拍摄时的考量因素。因为在我看来，艺术品只有注入人的思想、经过历史的沉淀，才能铸就艺术品独一无二的神韵与灵魂。

自1985年第一次驾驶北京吉普2020S进入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开始影像之路，至今的30多年间，我60 余次深入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多次前往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周边的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等国家，拍摄了丰富的有关青藏高原自然与人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图片，累计有10 万余张传统胶片资料，撰写了百余万文字。

阿里无人区、珠穆朗玛世界最高峰、尼泊尔山谷的精华、印度季风的降水积云、墨脱雨林的神奇垂直带、海拔6000米的大陆性冰川与海洋性冰川、长江源头姜根迪如的冰塔林、黄河之上的横断板块褶皱、祁连河西走廊的戈壁、敦煌雅丹札达土林、高原盆地的盐湖世界等等，无论自然、人文，统统执像纳入镜头以达感官认识的延伸，内容涉及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雪峰，地理地形、地貌、气候、河流湖泊，农耕林牧、动植物资源，以及人文艺术中庄严繁复的宗教场面、细致入微的艺术品细节等，都在这30多年的执像过程中，一一记录，沉淀留痕。

三江源黄河源头玛多县，这条经幡塔高十余米，方圆百余米，用无数条牦牛绳呈放射状牵连在一起，整体呈现出宽大的金字塔造型，在风的吹拂下发出哗哗巨响，2008年。张超音摄

李：在拍摄中，你都使用什么类型的器材？不同题材，拍摄器材是否也不同？

张：时间段不同，我使用的器材也不同。最初我用的是尼康135相机，后来改用中画幅，用玛米亚相机拍了七八年。中画幅比135的影像尺寸大，信息储量也多。同样去一个地方，135花费的精力、财力更多，且经不住裁剪。后来，我在央美读研期间，哈苏公司赞助我们这批摄影研究生，提供给我们半价购买哈苏的优惠，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相机，那是1998年。90年代，胶片很贵，因此，摄影相当费钱。我又在体制内工作，薪资固定且没有额外收入，只能在精打细算中坚持。庆幸的是，我的摄影作品也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直到尼康D800发布，我才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

器材的选择上，我会根据题材来具体确定。比如，拍唐卡的时候，我会先使用哈苏相机拍摄整幅画面，然后换上微距镜头拍摄唐卡上的每个人物形象，每一个局部都不落下。比如，我曾在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河谷拍摄过一幅照片，这是在距离中国边境不到5小时路程的一个观景台上拍摄得来，它说不上有美感，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交界点，左边为兴都库什山，中间是喀喇昆仑山，右边是喜马拉雅山，印度河蜿蜒流淌、贯穿其间，照片的说明性在这幅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同时，我也会尽可能兼顾照片的诗性，不放松对影像的控制。比如，面对不同的拍摄内容，胶片还是数码，我会灵活切换。在弱光环境下，胶片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数码相机便可大显身手。这个时候，我通常会将相机稳定在三脚架上，设置固定的光圈值，然后配合不同的快门速度拍摄多幅照片，最后通过后期进行叠加，这样，清晰度、层次感便得以在一张照片中呈现。

对于我这样一位从事视觉创作的职业摄影师而言，青藏高原是我魂牵梦绕的土地，那里千变万化的魔术光线和神奇色彩，让我深深地痴迷。这也正是我执着青藏高原摄影创作，尤其喜欢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拍摄带有神秘色彩照片的主要原因。因此，严格来说，相机只是我手中的工具，我用它来完成我的梦想。

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河谷，印度河蜿蜒流淌，左边为兴都库什山，中间是喀喇昆仑山，右边是喜马拉雅山；世间著名的三大山脉交汇于此。张超音摄

李：这本书用到了大量的照片、文字，在长时间的筹备跨度中，你是如何归档、整理的？编辑这一职业的工作方法是否对你产生了一定影响？

张：面对10万余张传统胶片资料，我按胶片的尺寸以及拍摄内容来编号、归类，整理出了135、6×6、6×7、612、617、8×10等多本底片册。同时，即使拍摄目录在不断更新，但我在每次拍摄前都会提前做好案头工作，制定拍摄计划，有序完成拍摄列表的各个事项，为照片做好文字记录。这样，在后期统稿过程中，便节省了大量时间，资料也翔实可用。我自认为是一个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人，但却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耗时半生去孕育这本书，甚至占用了我退休后的许多时间，但我内心踏实、充盈，且乐在其中。

虽然我被大家熟知是因为摄影，但编辑生涯中形成的工作方法却内化、贯穿在整本书的制作过程。比如，这本书涉及喜马拉雅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我并不慌乱，而是在外出拍摄时尽可能聆听、请教专家，回来后消化、查漏补缺，在不断拍、不断请教、不断看书的循环过程中，将框架调整得日趋合理、将内容丰富得越加扎实。可以说，我在这本书中充当的不仅是摄影师的角色，做的也不仅是个人摄影创作，更多是从编辑的角度出发，对书进行整体与细节、内容与形式的精准把控。

雅鲁藏布江在古代藏文中称“央恰布藏布”，意思是从最高顶峰上流下来的水，流域面积约23.8万平方千米。从长度和流域面积看，雅鲁藏布江是我国第五大河，但其河面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河段约占总长的四分之三，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大河，1988年。张超音摄

拉达克人会饲养一种高山特有的克什米尔山羊，他们擅长将羊绒织成克什米尔披肩，这种传统的手工艺产品，今天仍然在拉达克存在。在赞斯卡山谷的村子里，几个藏族人在纺织羊毛、氆氇，2002年。张超音摄

阳：为什么会选择用书的形式来呈现这些作品？不管是内容还是体量，这本书都很厚重，就像一件艺术品。

张：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筹备这本书的，那时候，获取知识需要通过书报，摄影也还处于胶片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电子设备的快速发展使得资讯、知识的获取速度越来越快，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我也从中受益颇多。但我认为，内容翔实、设计精美的实体书还是会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激发大家对远方的憧憬、对认知世界的渴望、对美的体验与思考。而且，用整本而非分册并置的形式呈现，是想让观众在这次审美体验中真正沉静下来，接受系统知识的洗礼，反思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和碎片式的阅读方式，感受脚踏大地的真实感、根植文化得到滋养的幸福感。

其实，我致力于打造的也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件艺术品。我想赋予这本书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富有文化内涵的同时能经得住时间和历史检验。因此，除了对内容的精准把控，在设计方面也煞费苦心。其中，这本书的纸张是特殊的抄纸，每一个篇章都有其专色，印刷则都采用五色。因为书籍过厚，只有韧性、结实的牛皮才能保护书脊不出现散页。对书的切口，我特意找到央美的教授王兵以木刻的形式刻制了青藏高原地形图，塔克拉玛干沙漠、藏羚羊、佛塔、横断山脉、可可西里、羌塘草原等元素也依次出现在书顶、翻口、书根，版画印刻的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书的手感。

这30多年我什么都没干，顽钝固执也好、旷达不羁也罢，但我在地球之巅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走了别人走不到的地方，触摸了别人没有触摸的东西，已经相当知足，竭尽所能传播喜马拉雅文化是我有生之年永不褪色的使命。

牧区孩童，夏河桑科草原，1986年。 张超音 摄

巴松乡是西藏珠穆朗玛峰附近一个较大的自然村落，时值隆冬，是登山淡季，为登山人驮运行李的年轻人都回到了村里。一百多平方米的格吉旅店犹如一个俱乐部，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喝酥油茶、打牌、聊天、掷骰子。在这里，人们唱着爽朗的小调，满足且惬意，孩子们则充满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几个外来人，1990年。张超音摄

30多年的拍摄经历见证着我对生命物候丰富无常的认识，提醒着自己要做一个格物致知的人。

李：在围绕喜马拉雅山脉的拍摄过程中，你开辟了许多旅游秘境。除了最初的《中国藏族石刻艺术》，做《喜马拉雅》的过程中是否还衍生出了其他派生项目？

张：15年前，我第一次进入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成为第一个进入这里的中国摄影师、记者。回来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为此做了一个专题报道，中国的旅行社才开发了这条旅游路线。不丹一年共给全世界开放大约6000个准入名额，竞争非常激烈。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两个名额，与朋友王心阳成为最早进入不丹的中国摄影师。进去后，我与不丹国家旅游局争取到了100个名额，《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包2架专机，分两次进入，就此拉开了中国人到不丹旅游的序幕。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巴尔蒂斯坦我也是第一个进去的中国摄影师。通过10 余次往返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地区了解犍陀罗文化，我出版了《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一书，也是因为这本书，我被授予巴基斯坦总统勋章。

除了《中国藏族石刻艺术》，我还出版或参与了《秘境之旅——巴基斯坦》（2006）、《最后的净土——一个摄影师的青藏高原足迹》（2009）、《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2009）、《秘境不丹》（2011）等书籍。其中，《最后的净土——一个摄影师的青藏高原足迹》是用617相机拍摄的，展示了八大山脉摄人心魄的景观构成的喜马拉雅区域高原，这也是国内的第一本617比例画册。《秘境不丹》则是在往返不丹4次后，与王后多杰·旺姆·旺楚克合作出版，从历史、传统、生活、地貌等方面真实展示了不丹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的国家。

巴基斯坦的巴尔托洛冰川庞大，由6000至8000米的一组山峰共同孕育而成。从卫星遥感图上可以看出，发育于群山之中的约20 条大小冰川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巴尔托洛冰川。图中著名的大象鼻冰川由于水的切割现已消失，2020年。张超音摄

阳：你说我把手放在喜马拉雅地形图的任何地方，你都能讲一个故事？

张：基本吧，你现在指的位置是巴基斯坦洪扎。我曾去过巴基斯坦6次，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进入喀喇昆仑山脉，因此也没拍到过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乔戈里峰，也就是K2峰。在中国新疆拍K2峰很容易，但费用很高，进入巴基斯坦拍摄费用低些，且冰川量更多、冰川形态更壮观。于是，我与朋友李国平相约成行。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大本营后，背夫因领队少给了他们工钱，双方动起了手，甚至威胁我们。为了息事宁人，我们给背夫补齐了工钱才得以下山，但平时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还是很友好的。

进K2峰之前，因为吃了当地烤羊肉串，我腹泻不止。但接下来我们还要徒步一个礼拜，从南迦帕巴特的南边走到北边、进入巴尔托洛冰川。一路上，天气阴沉，还下着雪，加上之前腹泻，我的身体一直处于虚脱状态，脖子上挂着相机，也只是随手拍拍，很是狼狈。徒步第六天，抵达康考迪亚营地的时候，天气放晴，眼前的蓝天、雪山变得清澈、透亮，我立马精神抖擞，站在被融水冲击形成的大象鼻冰川上疯狂拍摄。冰川融化的声音巨大、轰鸣，就像一首交响乐，我的拍摄兴致也空前高涨，4×5、617、数码，轮番上阵，一直拍到晚上7点才作罢。直到天降大雪，皑皑白雪覆盖了整座冰川，我们才撤离。

藏族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这片土地高寒缺氧、土地贫瘠，但却塑造了藏族人民热情、豪放的性格，他们靠勤劳和智慧在这里繁衍生息，1985年。张超音摄

阳：这些年，藏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20世纪80年代，我刚去藏区的时候，不管是青海、甘肃，还是西藏，看不到商店、餐馆。藏族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需要依靠回族把一些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带进去。但现在，藏区物品琳琅满目，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早些年，我刚去拉卜楞寺的时候，磕长头的藏民穿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藏族服装，但现在都是藏服、羽绒服混搭。我刚去纳木错的时候，那里还没有旅游的概念，没有公路，也没办法通车，而现在，高速公路早已畅通无阻。过去，玛尼石都靠手工雕琢，承载着特定的宗教、文化内涵，有着特定的实用功能，现在则完全实现了现代化机械设备生产，全然失去了宗教的灵性。旅游怎么开发、怎么保护，任重而道远。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同一位置的冰川，仅二三十载便已雪线严重后退，地面裸露。现在的藏区，与我之前认识的不一样得厉害。

在藏语康巴方言里，“卓”是舞的意思，也称“锅庄”，其最有影响的要数“求卓”，它原是康巴地区民间求神、敬神、请神的舞蹈，因包含驱邪祈祥的寓意而被吸收到寺院舞蹈之中，形成“羌姆”。舞者在跳“卓舞”时，弱拍脚掌拾起，膝盖伸直；强拍时脚掌踩下，膝部松弛，身体大范围地伸屈，长袖翩翩，铃声震荡，粗犷激扬，跳出了康巴人的奔放，给人以力量的美感，玉树，1990年。张超音摄

阳：《喜马拉雅》已经出版，翻阅图书，就像在走你走过的路，领略你看过的风景，品读的除了厚重的喜马拉雅文化，还有你充实的半生。支撑你60多次进入藏地坚持拍摄的理由是什么？

张：我坚持摄影创作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喜欢，我的体能和思想都有一种冲动，要去看、去走、去拍、去感受。对西藏的感情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是多情而敏感。我喜欢去户外运动，喜欢探险，摄影只是能把我的身体和我看到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中间环节。刚开始闯入藏地真是非常艰难，没有任何经验，面临诸多困难，也没有人会承认你是一个摄影师，能在报纸上发表一张照片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我做事都是不考虑它的困难，遇到困难就是坚持，就是一点一点地克服。

30多年的高原摄影旅行中，我有很多时间是在青藏高原度过的，我用双足丈量、用心去亲吻着这块高地。这里特殊的气候、恐怖的高海拔、恶劣的天气、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未知的危险性，考验和折磨着我，与其说是去摄影，不如说是去“战斗”，也时常会有一些无法预料的苦难和惊险遭遇，有些甚至到了让人精神都快崩溃的地步。

每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进藏，从此划上西藏摄影的句号，可每每看到我的底片影像并和朋友谈到有关喜马拉雅的种种题材，就会发现还有许多没有涉猎的地方，此时便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再一次踏上“痛并快乐着”的旅途。一次次乐此不疲地“食言”，一次次与死神打“擦边球”。现在回忆起来，这些都变成了美好的记忆和我今生的财富。正是30多年来这些动人的细节和一些小小插曲，成为我青睐青藏高原的最好理由。对此，除却太多的困惑和诸多的遗憾，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尽我所能，去记录更多原生态的东西，持续关注着、探索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文影像，让山川河流印记我的喜怒哀乐。

《喜马拉雅》这本书里面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对我经历的见证。30多年，重要的不仅是作品的累积，对品质的追求和形式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可以多次涉足自然的险峻之地，慨叹造化的宏伟神奇，亲历执像的艰辛与收获的甘甜，这些都丰富着我对生命物候丰富无常的认识，提醒着自己要做一个格物致知的人。

阳：谢谢！

一路风雨一路尘——张超音摄影故事

纳木错的冰壅惊魂

1991年，恰逢纳木错羊年大转湖，作为摄影师，我不会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虽说从拉萨到纳木错也就200多公里，可30多年前的纳木错还没有开发，路况非常不好，我的大学同学张治中找到了一辆吉普车，利用周末把我们几个人送过去，并约好3天后接我们返回。

在那里，我有幸目睹了地理奇观—纳木错冰壅。一天，天空通透，冰壅纯净，我们爬到冰川上拍照。突然间，冰川发出巨大的响声，身后两米处的冰川断裂，顿时湖水激起巨涛，地动山摇！见状，我们连滚带爬地从冰川里逃出。当我们准备打道回府时，接我们的车却没有如约到来。困滞在扎西岛的我们犹如一艘没有动力的船在漂流。过了一个星期的非常“野外”生活后，接我们的车才姗姗来迟。原来，领导临时用车，去山南下乡了，我们也就只好体验了一次鲁宾逊的漂流生活。这是30多年前的纳木错，现在的扎西半岛地形面貌已经改变。如今，高速公路伸入扎西半岛，湖畔草场上零乱的胶合板房、小餐馆、霓虹灯充斥着扎西半岛。

羌塘的一辆老解放牌卡车

20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进入藏北羌塘无人区。羌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板块，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被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和昆仑山包围着，是一个内流水系的“蓄水池”，大山的冰川融水会流到这里形成湖泊和内流循环水系。1991年10月份，我们驾驶的两辆212吉普车，装备了可供行驶一千多公里的油料、20 天的生活食品以及摄影器材，穿越藏北无人区。

羌塘草原看似有路实则无路，国道上没有路标，也没有公路段养护，重型卡车把路碾压得像炮弹坑，走着走着就找不着公路，随时会迷失方向，加上沼泽太多，也不知道怎么走。10月底，大地的冻融现象非常严重，看着十分坚硬的土地，其下是松软的泥浆，只是表皮被夜晚的严寒结冻了20厘米左右，汽车碾压上去就会陷入泥浆。在文部乡，我们为了绕一个沼泽地，越野车抄小道行驶到了稀疏草原上。那时我年轻，没有驾驶复杂路面的经验，只是想从稀疏草原穿越，行驶了几百米后，感觉车的马力不够，这时才感觉车下是沼泽，一边打方向右转，一边加足马力想赶快逃离，还没来得及调过头，车已陷入沼泽。我们是早上出发的，离开乡村已经40公里。

两辆车开始自救，我的车还没被拉出来，另一辆车又陷进沼泽，两辆车身的底盘都贴到了地面。牵引绳只有一条，绳的长度也不够，只能先挖出一台车返回村里找木板。为救车辆，我们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在海拔4500多米的地方挖泥巴，铲子在泥里会有一种吸力，挖不动，体力一点一点被泥巴消耗。我们把车轮下的泥掏空垫入备胎，靠着千斤顶的压力铺出一个轨道，一米一米往前开。虽然车被救出，但糟糕的是两个备胎被车压到了泥浆里，要挖出这个轮胎，得挖一个比轮胎大的圆，清除泥巴后才能拿出备胎。为救这辆车，我们差不多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作者简介

张超音，1958年出生于兰州。原民族出版社编辑，《中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1983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2000年获中央美术学院、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艺术学院视觉艺术（摄影）硕士学位。

曾多次前往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等国家及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区。2005年起，曾参与南极、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巴基斯坦印度河、可可西里、喀喇昆仑山冰川、三江源、西藏冰川等多项科学考察活动，负责影像记录及资料制作。曾应邀拍摄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乞力马扎罗山、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等。曾举办“张超音少数民族摄影艺术展”（1994）、“张超音巴基斯坦文化遗产图片展”（2009）等个展。出版了《秘境之旅——巴基斯坦》（2006）、《最后的净土——一个摄影师的青藏高原足迹》（2009）、《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2009）、《秘境不丹》（2011）、《喜马拉雅》（2022）等书籍或画册。

来源丨选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22年第5期，文章标题《我用相机完成梦想——访摄影家张超音》，摄影／张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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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田相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