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蟀赌博「蟋蟀俱乐部」

大家好，斗蟋蟀赌博「蟋蟀俱乐部」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我离开上海之前，能看到斗蟋蟀的赌博吗？我们已经观赏了它们在方大师博物馆里的战斗，我们还看见了商贩在万商和其它市场“测试”它们，但这一切感觉越来越像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难道赌博与蟋蟀不是从最早的记载开始就连在一起的吗？贾似道的书不就是为他的赌友写的吗？上海话里蟋蟀叫“财积”，不就是“收集财富”的意思吗？当那么多被认做“传统文化”的东西都在渐渐消失，不正是赌博使市场成为可能，使斗蟋蟀延续下来了？不正是赌博使这些交易做得轰轰烈烈，使我们的对话进行得热热闹闹的？

方师傅绝不是道德家，但他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说：赌博玷污了斗蟋蟀；斗蟋蟀是一种精神修养，是人与动物的学问；大多数赌徒对蟋蟀毫无所知，也没兴趣，他们大概宁愿赌麻将或足球。

方大师的话很有权威，倒不仅仅因为他身体力行。他的说服力还来自他的纯粹主义（作为大师的严谨）和热诚（他对蟋蟀及其创造的戏剧性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即使如此，少了赌博，似乎有点不真实。尽管赌博被积极抵制，但人们总在谈论它。就好像，对训虫师和观众（而不是对蟋蟀）而言，这些非赌博的战斗只是彩排而已。

但也许只是时机不对。两星期后，七宝锦标赛进入最后阶段，没有数百也有数十人在博物馆院子里的闭路电视上观战；写这篇文章时，我记得某个星期六，在蟋蟀市场跟一位张先生聊天，他说，二十世纪初期，他的叔叔是为了荣誉而不是金钱而斗，那时候，蟋蟀冠军的训虫师们为赢得了红领带而自豪；纵观整个世纪，斗蟋蟀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可支配收入扩大了，才跟大量金钱挂钩的。但即使在七宝，也很难保证其纯洁度：难以想象没有赌注在周边的屋子里进行。博物馆里的讨论都是关于赌博的（赢家、输家、冠军及赌注），连方大师也被感染，跟其他人一起八卦。他也承认，赌博使战斗更精彩，增加了刺激和冲动。

但小胡和我恐怕不得其门而入。这是个绝对违法、非常封闭的世界，而我们的关系不够铁。发型师黄先生就不想带我们去。我那时刚刚抵达上海，在时差和潮湿天气的双重折磨下萎靡不振。小胡和我也还没有找到边说边译的节奏，是一个太不起眼的团队。在黄先生发廊里的谈话很尴尬，他提供了很多信息，且彬彬有礼，但对进一步发展关系保持警惕。 “不方便。”他果断地说。

我们的第二个关系小傅更热心一些。他的哥哥老傅是小胡父亲的老同学，我们四个马上就熟络了。小傅对蟋蟀懂得很多，并大方地分享他的经验。在他的摊位见面时，他带了一批自己的蟋蟀和一系列的工具，耐心地解释了许多专业知识。像黄先生一样，小傅的人生很坎坷，所幸的是，老傅既当哥哥，又如岩石一般坚强。他给小傅的生意提供自己专家水平的古董知识，并履行了对母亲的承诺：确保弟弟的安全和健康。并不是小傅不让我们去观战，是他圈子里的其他成员否决了这个提议，他只好尴尬地拒绝了我们。

最后，还是吴先生为履行对一个朋友的承诺，做了安排。该朋友也是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吴先生在闵行区一个微型轴承厂对面的阴暗街角跟我们碰面，挤进我们巴掌大的奇瑞QQ，指点着驶过一片破旧的公寓区，穿过一个敞开的前门，最后进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面刚够放一台电视，一个鱼缸和一个人造革双人沙发。

吴先生与荀老板的父亲很熟，荀老板是这个蟋蟀赌场的赞助商。荀老板不仅提供场地，还负责与片警的关系，保证有一个裁判，负责仲裁比赛和现金，并提供一个安全且管理有序的公养房。为此，他和他的合作伙伴杨老板向赢家提成百分之五。吴先生是数一数二的蟋蟀爱好者，我们后来发现，他还是很有天赋的蟋蟀裁判，但他只是一个小赌徒，而非这个地下组织的成员。他后来很带歉意地解释说，他的各种古怪举止，都是因为这种不自在。

荀老板却很放松，很欢迎我们。他穿着田径运动裤、T恤衫、塑料人字拖鞋，带着金链，齐根的灰色短发，指甲仔细修剪过，拇指和小指的指甲超长，且修得很尖。 “请自便，”他说， “想问什么就问。”但吴先生一根接一根地吸烟，非常紧张。我想起他在出租车上的指示：斗蟋蟀时禁止吸烟、喝酒、吃东西，不要洒香水，不要带来任何气味，不要说话，不要制造任何噪音。 “我们会像空气一样。”小胡向他保证说。

但不打扰人家太难了。我后来发现我们受到了典型的客人待遇，荀先生坚持让我们坐在长而窄的桌子的一头，紧挨着裁判，那是观看蟋蟀的最佳位置，并直接面对唯一的房门。赌场很简陋：一个粉刷过的毫无装饰的房间。这么简单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圈子里的朋友进来，可以把整个房间和里面的人一览无遗。

几天前，小胡和我看了一个揭露蟋蟀赌庄的电视报道，是偷拍的，采访效果很模糊，因此我们以为赌场是一个昏暗的地窖，里面处处都是见不得人的交易。但杨老板和荀老板的赌场却不是，一盏日光灯，灯光射进每个角落，桌面上盖着白桌布，消过毒的器具（菣草和鼠须刷、绒球、过笼、两双白棉手套——只有工作人员能碰）如手术器械般整齐地排列在透明的塑料竞技场两边。

但透明度和安全（窗口塞满厚垫子，好隔绝屋内屋外的声音）也许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事情很严肃，但也是娱乐：男人的娱乐。荀老板用他不动声色的个人魅力管理着整个房间，裁判很投入，也很机智。他对挤满一屋的人非常有礼貌，很有分寸地叫注，尽管有大量的钱在桌上易手，但他使一切进展迅速，还用轻松的幽默处理摩擦。

“谁先来？”裁判开场，向坐在他两旁的训虫师问道。他们的动作缓慢而刻意，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们套上白手套，揭开盖子视察里面的虫子，用菣草把它们唤醒，然后小心翼翼地转移到竞技场上。其中一人有点笨拙，他把斗士从过笼里放出来时，身体开始发抖，头上冒汗，手微颤。他深知大多数赌注在虫子还未露面之前就投了，而且很多人是根据训虫师而不是虫子下注的。蟋蟀出现在灯光下时，人人都往前倾，试图看得更清楚些，并焦急地等待动物展现精神、力量和本领的那一刻。

最初几分钟，大家都把赌注押在同一只身上，然后有人开始押另一只，直到裁判面前的第二叠现金已经跟第一叠持平了才停下来。拥挤、热气腾腾的房间喧嚣起来。握满百元钞票的男人们对裁判大喊，让他认证他们的赌注；投注一结束，他们又大叫赔率，诱惑其他人，好在旁边再做交易。裁判的声音盖过一切，把对蟋蟀和赌注的期待都提高。有的人大声嚷嚷点评虫子和赌注。其他人则只是默默地盯着。（小胡看着这一切，没有任何敌意，但试图向我表达赌徒世界的共性，他提起鲁迅在三十年代写的辛辣文章：“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然后，就在裁判指示训虫师把蟋蟀准备就绪那一刻，沉默突然降临，房间似乎都屏住了呼吸。两个训虫师再次用菣草轻轻地撩拨自己的虫子（后腿、腹部、斗牙）。但蟋蟀纹丝不动。如果靠得足够近，甚至可以看见它们的心跳。

终于，虫子开始鸣叫，表明它们准备好了。裁判大叫“起闸！”，提起竞技场中间的隔板。桌子周围，大伙儿的姿势变得僵硬，沉默更深了。小胡和我马上就看出来了，这些虫子远比任何我们以前见过的都更能斗，而且不得不承认，更像斗士。它们看起来养精蓄锐，准备就绪。每次突袭、每次冲刺、每次扑向对方的牙或腿，房间里都会发出尖锐的、不由自主的吸气声。在这个挤得满满的空间里，所有能量都聚集在这个小小的戏剧上。一个奇点。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入戏”了，看看挤在我身边的小胡，他也如此，全副身心都在虫子身上。

是的，这就是工业区典型的赌庄，吴先生后来跟我们说。我们离开大楼，涌入空荡荡的居民区街道，大家点燃香烟，闷声说话，车门砰地关上。他说，在市中心的话，赞助商会租酒店套房，并亲自选定豪赌者；在那种场合，最低赌注是一万元，总额会远远超过百万。而今晚在闵行，裁判只略微鼓励了一下：“喜欢赌多少都行，这里都是朋友，今晚一百元就挺好。”

不过，晚上的某个时刻，当赌注攀升过了三万元时，来自南京的赌徒童先生第一次出手，他神情丝毫不变，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就把6000元的赌金投到桌子正中，然后淡然地看着裁判委派一名观察员把钱一数再数，直到竞技场的闸升起来，蟋蟀迅速凶猛地锁定斗牙、摔跤、相互翻转，一次又一次，难以置信的轻灵，它们的身体变得模糊，彼此周旋，整个身体扑向对方。然后，好像突然失去兴趣，两虫分开，回到各自的角落，拒绝训虫师撩拨它们回到赛场的努力。裁判让旁边罐里的两只蟋蟀鸣叫以刺激它们也没有效果。这两只蟋蟀就是用来应付这种情况的。这算是平了，非常罕见的结果，引得吴先生不屑地哼了一声。他跟我们耳语道，真正好的蟋蟀会斗到筋疲力尽，这些虫子虽然很健壮且势均力敌，但训练得不够好。

战斗一结束，就好像咒也被解开了。至此，我才开始思考这个场景的暴力，这种强迫其它生灵作不寻常表演的权力，这种残酷，是的，还有我自己的麻木不仁。好吧，你可能会说，暂时忘记道德伦理（如果是这么回事儿的话）不奇怪，毕竟我们没那么亲近，这些只是虫子。毕竟没有流血，没有掉一块肉，没有不愉快的声音，也没有充满表情的面孔。它们不是狗、不是鸣禽，甚至不是公鸡，当然更不是对抗严酷无情的种族主义和阶级的拳击手。

而且，小胡和我在斗蟋蟀中那种聚精会神的“入戏”，感觉起来是比对困境中的动物那种习惯性的怜悯更深刻的同理。也许我们只是被弥漫整个房间的紧张气氛席卷，也许这只是金钱和风险的魔力而已。即使如此，席卷我们的浪头是对蟋蟀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感情结盟，并且，这种结盟是我们从方大师、吴先生和其他人那里学习的蟋蟀文化形成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蟋蟀世界里才短短不到两个星期，我已经无法将这些动物与它们的社会角色（它们的美德、个性、流行及流通）分开，至少我已经会认定，这些战斗是它们的战斗，它们的戏剧。但我想把这一点说得清楚些：蟋蟀爱好者们塑造的文化和蟋蟀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效果，那就是我们这些通常不会跟昆虫混为一谈的人暂时忘掉了自然事物的规律（因此，这些动物既不是客体，也不是受害者，甚至不是人类愿望的简单投射）。这种结合的力量完全来自蟋蟀本身：它们不是偶然出现在这种文化里，而是这种文化的共同缔造者（这时候，语言，至少英文，又变得词不达意了，因为所谓蟋蟀与它们的文化自我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本身就很荒谬。如果没有蟋蟀文化，那蟋蟀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蟋蟀，又哪有蟋蟀文化？）

如果蟋蟀看起来累了，如果它们退到后面，失去了对抗的兴趣，如果一个转身离开，垂头丧气地，裁判就会降下闸，把两个斗士分开，把定时器倒拨60秒，并督促训虫师照料各自的选手。就像拳击比赛中等候在角落里的助手们一般，他们开始忙碌，以恢复选手的斗性：用毛刷撩拨不同的部位，测试它们的技术。但是，正如一个拳击手受到沉重打击后精神受挫或受伤一样，蟋蟀常常只是趴在那里不动，对手则趾高气扬并鸣唱，裁判于是宣布战斗结束。赌场喧嚣再起，钞票再次飞动，大张的去赢家那里，5％换成小票子交给裁判。

蟋蟀呢？胜者被细心地放回罐子里，准备回家或回到公养室为下一场战斗做准备。失败者呢，无论多么勇敢，无论显示了几多“美德”，即使身体可能并无大碍，却已完成了它的职业生涯。裁判把它捡入一个网里，扔进桌子后面的一个大塑料桶里，好放归“自然”。每一个人都通过小胡，跟我说，没关系，不要担心，它没事的，谁敢伤害失败的蟋蟀会被诅咒的。

2

当“快乐时光”接近11月份的高潮，桌上的罐子会越排越长，比赛会延伸到深夜。但我们第一次去荀老板的赌场那天晚上是9月下旬，只有零星战斗。结束后，荀老板问我们是否想看看公养房。

公养室旨在对付一些据说在训虫师中很受欢迎的狡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使用兴奋剂，尤其是迷幻药，即曾流行于上海年轻人舞厅的“摇头丸”。任何用过迷幻药的都可以想象，一只“喝高了”的蟋蟀更可能获胜。然而，赖以胜利的因素可能并不在于提高能量与信心、或自身魅力、吸引力及胜利在望的感觉。这类兴奋剂的真正目标是对方。蟋蟀对刺激物非常敏感（因此规定不许吸烟、不许带进任何气味），能迅速察觉出敌方用药了，并立即（无疑非常理性地）转身，放弃战斗。

我们离开赌场，开车穿过市中心，两旁的新树在荧光灯下闪耀， 一路上经过沉睡的工厂和熄灯的办公楼，宽阔空旷的林荫大道，明亮的餐馆，耀眼的霓虹卡拉OK厅，叫卖蔬菜、DVD和热食的夜市小摊，我已经迅速习惯的昼夜施工地，部分铺砌的街道，旁边或许是运河，开到了另一褪色的公寓建筑前，从另一个没有标志的大门进入。

汽车在安静的街道里穿梭，我享受着那种期待的感觉。我的心思又回到了当天早些时候，在酒店的金色包厢里，杨老板和来自南京的赌徒童先生在讨论成功的赌场应该是什么样。童先生从南京来，以躲开他自己的圈子——太小、太专业、蟋蟀太厉害、竞争太激烈。在闵行，他毫不尴尬地告诉杨老板说，他的获胜机会更大，比上海市中心的圈子更大。

也许不足为奇，童先生想象中的完美赌场是一个既舒适又安全，气氛宜人的地方。他勾勒出一个大方慷慨的画面，一个轻松繁荣的赌徒聚会的场景，他们坦率开放，绝不是那种对小钱斤斤计较的人。他似乎是把自己想象成王晶的经典片《赌神》里的周润发，或侯孝贤的《海上花》里的梁朝伟。或许这是我的赌博幻想，而不是他的？他说：最关键的因素是“关系”，你得栽培成功的赌徒，鼓励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同伴。

除了南京，杨老板和荀老板的赌场还吸引了来自香港、江苏等地的赌徒。然而，他俩并不纵容自己的客户。保持气氛和谐非常重要：一次争执就可能导致杀人，并使警察觉得他们不得不表示一下。但是，杨老板反驳说，生意成功最保险的途径是建立公正的声誉。赌场最重要的特点是赞助商与客户之间的相互信任。主人、训虫师和赌徒（常常是同一批人）必须感觉安全，而且有把握他们的蟋蟀也很安全。

公养室令人印象深刻。部分是绝对安全区、部分是诊所，每只选定去荀老板赌场的蟋蟀必须花至少五天时间在这里进行预防性排毒。他告诉我们说，上海有几千个这样的房子，他这个已经经营好多年了，当然，是在好多不同的地方。这可不是游戏。风险非常大，今晚陡然把我带到这里来，更增加几分冒险。去年上海的反赌博行动中，好几个赞助商被逮捕，有的还被处决。我们谈话时，荀老板的右腿有节奏地颤抖着。

公养室是一个四室公寓，内部全部拆掉再专门建造的。三个房间设有多层锁的钢门，第四间是社交的地方，配有沙发、椅子、电视和游戏机，粉刷的墙壁上装饰着蟋蟀的彩色特写照片、艺术照。没人抽烟喝酒。两个有门的房间是上了锁的存储室，墙上有一排排的货架，看上去摞满了蟋蟀罐。第三个房间没锁，像赌场，灯光明亮。 荀老板引我们进去，里面有一张长桌，主人和训虫师一字排开，在这里照料自己的虫子，一人一罐。两个助手站在桌子另一面，我认出他们是从刚才的赌场过来的。其中一人从他身后的柜子上取出贴有标签的罐子，另一个人则密切地观察着访客。但使这个场景真正令人吃惊、暂时糊涂甚至感觉超现实的原因是，在桌边排成一行，默默地盯着自己蟋蟀的人，都穿着相同的白色外科手术服，以及匹配的白色面具。

生物安全是一切。在公养房里，训虫师只能给虫子本场地提供的食物和水，赌场里只能使用由赞助商提供的工具。人们都知道，训虫师会把菣草浸泡在人参或其它药物中，这些东西就像拳击角落里用的嗅盐一样，可以让哪怕已经完全垮掉的斗士苏醒过来。他们还会在竞争对手的食物和水里下毒，或试图将它们罩入毒气之中。他们还会在菣草中插入小针，或在指尖上抹上毒药，以期在能接近敌方时使用。

公养室也并非万无一失。一个薄弱点是虫子最初进来时。它们会被喂食，然后在电子秤上称重。这个重量记录写在罐子侧面，连同日期及主人的名字、体重是虫子配对比赛的基础。人们要花很大精力，尽可能精确地匹配蟋蟀，以使战斗尽可能地势均力敌——这是由“战斗开始时两只虫子的赌注尽量相当”这个规矩决定的。重量是用“斟”记录的。这是上海蟋蟀专用的单位，现在在全国使用。一“斟”大约是五分之一克，配对的斗士之间体重差不能超过0.2“斟”。训虫师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他们成了操纵虫子体重的专家。从前他们会让虫子洗一个超长的桑拿浴，使之在称重前脱水。现在更常用的是使用脱水药，这几乎不可能检测到，对虫子也没有什么不良影响。一旦喂食、称重并入住公养房，动物至少有五天在公养房的工作人员和来访的训虫师的照顾下恢复力量，如果一切如愿以偿，最后它会跟低于其体重的蟋蟀斗——想象一下，这是麦克·泰森对唐雷·伦纳德啊！

不久，我们又回到了荀老板的赌场，再次坐到荣誉客座上，再次被蟋蟀完全吸引住。重复一遍，我对整个经营的专业精神印象深刻。从公养室助手携带的安全金属行李，到裁判的高效率，再到荀老板本人亲切地跟大家交流，这是一个顺畅运行的生意。我们坐最后一班地铁回了城里，我又回想起杨老板和童先生的午餐讨论。杨老板坚持认为，没有什么比赌庄的公平声誉更重要。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为什么。毕竟，只有赞助商和工作人员可以不受监督地接近虫子。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各种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比赛：聘请有偏向的裁判，不公平的配对，忽略对某些个虫子的照料，或对某些蟋蟀额外尽心（包括他们自己的，荀老板也喜欢在这里斗蟋蟀）。我记得当吴先生提出免进公养房的要求，杨老板积极维护了工作人员的意见，这当然不能有任何例外。如果对主办者的诚信，以及他防止暴力、腐败和警察的安全能力没有充分的信心，就不会有圈子、没有活动、没有赌博、没有利润、没有娱乐、没有文化。

3

交通大学的李世钧博士把我们请到了他家里。一些记者、蟋蟀专家和一两个大学同事也会在那里。我们必须如期出现。

我很想见到李博士。我在安国路找到一个DVD，上面有他在电视节目上接受采访。李教授提倡，要把斗蟋蟀升华成没有赌博的高雅文化活动，记者的反应很积极。 “赌博，”她在结束语里说，“破坏了斗蟋蟀的声誉。斗蟋蟀就像京剧，是我们的国粹。许多外国人认为这是我们文化中最典型的东方元素。我们要引导它健康发展。”就在我到达上海前几天，李博士又在媒体上出头露面。这次是在报纸上，一篇文章写到他在市中心举办的无赌博锦标赛。报社记者把李博士尊为“蟋蟀教授”。电视记者则叫他为“蟋蟀传奇大师”。

李博士的公寓藏在大学校园附近一个低矮住宅区的角落里。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主人，温和热情，看起来比64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充满活力，头发像银色的鬃毛一样。我们到达时，有几个人已经在那里了，他立即将我们所有人带到他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指给我们看他终身爱好的成果：他与朋友创作的以蟋蟀为主题的画、诗歌和书法；大规模收藏的南方蟋蟀罐——这是他一本书的主题。

教授带我们进入一个大客厅，里面放置了各种罐子和工具。他选了两个罐子，放到沙发前面的低咖啡桌上。把蟋蟀转移到桌上的竞技场后，邀请我坐到他身边。他在我手里放了一根菣草杆，像人们常做的那样，鼓励我去刺激虫子的斗牙。我使草刷子很笨拙，老觉得自己是在折磨虫子，而蟋蟀基本静止不动，只是忍受着我的关注。我客随主便，努力地摆动着手腕，抬起头突然发现，其他所有人，不知从哪儿拿出数码相机来，排成一排，正在近距离拍照，就像首映式上的狗仔队一样。包括小胡！只有李博士继续盯着蟋蟀，就像房间里只有他和我俩人。这时李博士摇身一变成了导演，指导我菣草怎么摆，如何抬起头来，眼睛往哪里看，如何坐直……

也许我对这种事反应太迟钝，或许我脑子不够灵活。直到很后来，我跟小胡，还有李博士邀请来吃午餐的一个年轻记者李静，一起坐拥挤的公共汽车回地铁站，她一路喋喋不休地询问我的研究，和我对上海的印象，我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即使是小胡，他当时似乎只想用相机捕捉那一瞬间，也被我的单纯吓了一跳。

几天后，以“人类学家研究人虫关系——美国教授欲为蟋蟀出书”为题，李静的文章出现在《新闻晚报》上。当天拍的照片旁边，附有一句说明：“两个蟋蟀迷一见如故。”

李静巧妙地回溯了李博士渊博的研究。她提到他常常阅读书架上泛黄的书籍，他把我既当学生又当朋友（“发起连珠炮弹般的提问”，她这样描述我对蟋蟀的反应）。她认为李博士是一位现代文士，有修养的人；他浸润在传统学问之中，包括对（我归纳为）“自然”的沉思、欣赏和改造，而蟋蟀的“识养斗“自古以来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

她写道，李博士指导我，是在实践儒家的“传道解惑”：教师传授古代圣人的智慧，并解释疑难之处。她告诉读者，他提倡蟋蟀、但反赌博的运动是一个文化事业，是要从现在的漩涡中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既是过去的避风港，也是未来的起点。她说得很对，如果不指出这些才能和欲望，其余的就无法立足了。

李博士在上海长大，跟我遇见的他那一代其他男人一样，他小小年纪被哥哥激发并培养出对蟋蟀的迷恋。他说，四十年代末，他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经过城隍庙的大蟋蟀市场（现在早就没有了）；他记得用自己的零花钱购买蟋蟀；他温情地回忆起周围一起长大的“虫友”，自己年龄段的男孩，还有偶尔停下来与他们一起玩的成年人。

20岁时，他从上海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在那里学会了摄影和动画技术。80年代中期，他被聘为交大的摄影和动画艺术教授。

我们没有谈及这一点，他在著作里也不提，但那个年代的上海历史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都市，由于其腐朽的殖民历史，不再被信任；曾经有过拆除城市并遣散市民的计划，但最终没有实施；强制关闭成千上百家工厂、学校和医院，并重新安置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被迁移的二百万居民；城市的直线衰落和停滞不前，直到终于被纳入了邓小平的改革战略，1992年的“浦东开发开放政策”；辉煌的复苏，使香港黯然失色，自东海之滨，放眼西方，眺望日本、韩国和东南亚。

与此同时，李世钧还在持续着对蟋蟀的热情。他结了婚，养了家，承担起了责任，改善了职业生涯，扩大了蟋蟀好友的圈子，并拒绝赌博。他讲述自己如何在上海街区徘徊，寻找蟋蟀友，一个愿意跟他斗蟋蟀，但不赌钱的人。一次次地，他都被回绝了。他强调斗蟋蟀只是为“锻炼”，为了练习。但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虫子置于没有奖励的潜在风险中。他回到家，非常沮丧，哀叹“世风不良”。妻子看出他的失落，当了他的“虫友”，于是夫妻俩在自己的公寓里，一起斗蟋蟀。

那是八十年代初，文革大动乱渐渐让位于改革开放的新变动。斗蟋蟀已经有了复兴的迹象，交大和复旦的爱好者在李博士的公寓里举行校际比赛，他的妻女则为大家准备丰盛的家宴（正如她们为我所做的）；并在教授的赞助和鼓励下，培养出了一种蟋蟀沙龙。他写道，一个真正的沙龙，而不是那种通过赌博建立的朋友关系，为钱撕破脸，从此陌路。那些赌徒一起旅行、一起收集、一起战斗，但各自的知识却严加保密，而这些蟋蟀爱好者会分享经验。他们是一个永远的朋友圈，对蟋蟀的爱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圈子里，李是公认的“大哥”。

我无法忘怀李博士和妻子在上海公寓里的的形象，他们像是逃离了不断恶化的周遭环境，却又处于他们所热爱的活动繁荣的巅峰，但这种繁荣并非源于蟋蟀文化中精英传统的回归，而是得益于松弛的道德规范，收入增加和财富追求汇合而成的狂潮。这是导致赌博再生的肥沃土壤，也是李博士焦虑的根源。对教授来说，这充满讽刺意义，令人不安甚至迷惑。因为李世钧相信，蟋蟀的养与斗是“怡情养性”，也即对道德品格的培养，它使自我得到升华，从而提升整个社会。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在著作中，教授都非常坦率。在他的《中国斗蟀五十不选》的结尾（不选斗牙形状像“八”的，不选圆翅的，不选只有一根触须的，不选半雄半雌的，等等），他写道，社会看不起斗蟋蟀并不奇怪。在大学里，他穿西装戴领带讲课，而在蟋蟀市场，被“下等人”包围着，为了不显得可笑，他不得不穿着随便，同样打扮：拖鞋、T恤和短裤。缺乏文明是显而易见的，他周围到处都在吸烟、骂架、吐痰。而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如果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你必须先举止文明。”他强调说。

也不仅仅是自我放逐的问题。他创造的圈子既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个样板。他说，中国社会处于文明危机；斗蟋蟀作为修身养性的艺术，具有悠久历史。它是一门学科，精神之路，是培养和提高自我的理想工具。凭借其传统、知识和学术般的要求，斗蟋蟀是难得的训练，更像太极，而非麻将。现在却被赌博糟蹋了。如此高雅的活动却成了退化的载体，真如噩梦一般。

反赌运动是解放以来中国的一大特征。尽管有周期性的严厉管制，但是限制赌博的效果微乎其微，尤其是毛泽东时代之后。跟八十年代期间取缔麻将的失败尝试不同，对蟋蟀的打击是间接的，这与明代清代禁止城市蟋蟀赌庄职业网络的做法雷同，立法一直是针对赌博，而非蟋蟀。

即使在文革期间，斗蟋蟀也没有被正式取缔过。然而，正如方大师和其他人所回忆的，基于这样那样的因素，斗蟋蟀还是被挤到了边缘。除了小孩子，没有人能找到时间玩蟋蟀；即使生活相对完整，成年人还得忙于开会。但对赌博的态度毫不含糊。它被作为封建遗毒而唾弃，这个遗毒在中国社会里尤其根深蒂固。斗蟋蟀受到打击，是因为它与赌博属于上层社会的腐败，属于通常被标志为男性特质的各种各样的纵性放任（性、毒、酒、财；奢侈、享乐、等等）。换句话说，蟋蟀由于那些社会丑恶面而受到打击——斗蟋蟀也正是因此而兴旺起来——这些丑恶面来自文化和历史深处，也来自广大的中国人民。

虽然公共立场是不妥协，但我交谈过的党内人士对反赌运动的态度都很务实。记者和学者，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来回应的，他们辩论着赌博是不是贫困的产物，因此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赌博（这一观点随后演变成社会不平等在扩大的焦虑）；它最近的复兴是不是可支配收入增加与国有企业倒闭造成的长期就业不足共同作用的后果。

斗蟋蟀在这场辩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被赌博彻底污染了，但它引发了一种新的价值很高的商品：传统文化。暴富，加上目睹自然世界逐渐消失的晕眩感，使得城市中产阶级似乎被一种怀旧情绪笼罩了。老式建筑、古画、古董陶瓷、茶馆和其它历史文物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一个迹象是假造皇家古董的交易非常热门。如果能找到一个好时机来宣扬李博士所谓斗蟋蟀的高雅之处，那就是现在了。

我们被丰富的食物包围了。李博士的妻女准备了十六道菜，大多数都剩下了。李博士给我们讲了他在河南的发展计划：帮助当地农民进入上海蟋蟀市场，与来自山东、安徽和其它地方的商贩竞争。他在这个项目上花了很多钱，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甚至亲往农村捐赠设备，并教村民如何区分蟋蟀的不同种类。他工作的村庄和宁阳在同一个纬度上，他有充分理由相信那里的蟋蟀一样强壮。试点项目的结果很有希望。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买家。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赌博现金的话，蟋蟀市场如何生存。我想起在荀老板赌场上的那些男人：聚精会神的凝视，突然的沉默，灯光下蟋蟀的模糊身影，哄堂大笑。我认为，尽管赌博具有各种显而易见的危险，但它也提供了非法的乐趣，它有一种安全的男性气概，使痴迷合理化，为知识提供了实际应用，以及深厚的文化传统，它促进了商品化，还促进了非正式经济。正是赌博，因为这一切，才使得斗蟋蟀源远流长。不管你喜不喜欢，荀老板和他的助手们，才是蟋蟀世界和其生机勃勃的传统的守护者。

我说，赌博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还有一种赌博文化、赌博社交，赌博还是活历史；可以赌任何东西，不仅仅是蟋蟀，虽然蟋蟀特别适合赌！赌博与养蟋蟀同样是“传统文化”。连贾似道都是赌徒！李博士平静地回答说，政府的目标不是赌博本身，而是它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无论如何，他永远不会赌博，无论它有多刺激。他怎么能拿走朋友的钱？这不是学者所为。而且，你看，问题不是小赌博，这里那里扔几个硬币玩玩而已。问题是人们会赌掉自己的房子、财产和性命。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消灭这么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树立样板，我们可以产生一个不同的将来。他描绘了一幅未来上海的图画：斗蟋蟀像体育比赛和宠物秀的结合，事实上，就像日本的雄鹿或犀牛甲虫世界那样。在那个世界里，有节制又热情的人们，老老少少，一起研究并捕捉，欣赏和饲养，组成俱乐部并共享知识。他说，他已经推广过这样的活动，还吸引了一些交大的学生。

那晚夜深，回顾这一天，午餐已经结束很久很久了，每个人早就离开了，我学到了很多，并享受了热情招待。我们谈了几个小时，他在河南的项目（他说蟋蟀可以帮助那些人脱贫），他想改革蟋蟀分类（即使对专家而言，那也太复杂了），以及他的信念：蟋蟀远远不会消失（像我所有的虫友都认为的），蟋蟀文化事实上已经在年轻人中热起来了。

我们长途跋涉，穿过这个不断成长的城市回到家里。在回地铁站的公共汽车上，李静翻来覆去地询问个不停。在这一切之后，回到我在市中心的酒店房间里，面对窗外灯光闪烁的城市夜景，小胡和我重新回忆了一天的对话，才意识到现在我俩都感觉已经深入到了上海斗蟋蟀世界的中心，并且多多少少沉浸在它的现实中。

小胡说（我也非常同意），虽然他对李教授非常尊敬，但是这种通过样板来改革蟋蟀文化的想法必将导致两种类型的斗蟋蟀。一种是公开的精英一族，以资金雄厚的官方锦标赛为中心，另一个则是地下的：有赌博、非法的，继续被恐惧和蔑视，但他们会有更好的蟋蟀，更好的比赛，也更刺激。小胡又说，他认为李博士和他的朋友们明白这一点，他们并不天真。接着，他用明智而宽容的语气说，这挺好的，他们只是想要他们的世界，那未必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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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世纪以前，还没人想到把蟋蟀放进罐子里，用菣草撩拨它们去战斗，那时它们的鸣唱，或是当每年某时它们出现在家里，都可以驱走孤独，这使得蟋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独特的位置。在三千年前编纂的《诗经》里，有一首诗讲到蟋蟀：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

“虫友”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包括通过蟋蟀成为朋友的人，以及成为人类朋友的蟋蟀。不止小傅一个人对我说，他的蟋蟀就是他的朋友，他如何让它们开心，他如何知道它们很开心，它们如何知道他的关心，以及他如何按照贾似道所建议的，先把芝麻嚼碎了再喂养它们，就像母亲有时喂养婴儿那样。但蟋蟀是朋友而非婴儿。而这正是蟋蟀爱好者（不像有些宠物爱好者那样）不会忘记的一点。因为，除了“五德”，它们还有“三反”。

记得吗，“五德“显示的是蟋蟀和人的共性？那是五个经典品质：忠、勇、信，等等。那是古代英雄拥有的美德，也是普通人（比如你我）愿意追求的。“五德”揭示了人与蟋蟀之间深层的联系，同一个世界的生灵，形成了有连结与认同的基础，这一点，以及赌博，使得斗蟋蟀流行了千百年。

而“三反”揭示的则是互补的事实，承认蟋蟀与人之间的绝对区别。

赢鸣输不鸣一反也

过蛆则灵二反也

雌虫雄背三反也

第二反指的是，一般动物雄性一交配，体力就不行了，蟋蟀正相反，雄性交配完后更能激发其斗性。至于第三反，我们可以把昆虫学家西蒙斯（L.W. Simmons）的话当作决定性的评论，他说：“由于雌蟀必须主动爬上追求它的雄蟀，雄蟀几乎没有机会强迫交配。”

像“五德”一样，“三反”是经验性和象征性的，源于密切观察，并且寓言着更重大的事理。它们是心理学、生理学及解剖学，系统全面并言简意骇。结合在一起看，“五德”和“三反”提供了与其它生物建立关系的方式，即接受它们既跟我们既相同又不同的事实，但不是用综合抽象的概念，而是从相当具体的方面提供联系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以及完全不相吻合的地方。不论你是因为赌博而对蟋蟀着迷，还是以高雅文化的名义要禁止赌博，我认为都无关紧要。我认为“五德”、“三反”、“五不选”、“七禁”，以及所有其它进入斗蟋蟀世界的基本知识，会把你带到一个受我/非我管辖的地段，在那里，相似性/差异只是事实的存在，无需克服。我认为就该如此，即使现在的上海已经没有什么其它可以指望会持续的东西了。

最后一次见到荀老板时，他邀请我明年跟他一起去山东。他说，我们可以花两个星期收集蟋蟀。他谁谁谁都认识，而且跟地方当局关系良好。他的提议让我心动不已。再一次体验快乐时光该多好啊。再一次与虫友们，人和蟋蟀，在一起该多好啊。在那个接受事物既相同又不相同的空间里，再短暂地生活一阵子，该多好啊。小胡也兴致勃勃的。他说，也许我们可以跟蟋蟀混一个季节。我俩一致同意，那，可真是值得回去一趟的。

— — 完 — —

本文为人类学著作Insectopedia第七章《The Happy Times》下半部分。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已获得作者休·拉弗尔斯（Hugh Raffles）授权。谢绝转载。FromInsectopediaby Hugh Raffles 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Copyright © 2007, 2010 by Hugh Raffles. First appeared inGranta.

题图为西安的一次斗蟋蟀赌博中。文中图片，除了作者与李世均教授的新闻，其余均来自于视觉中国。

休·拉弗尔斯，任教于美国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人类学系。他的研究聚焦于物种的疆界，比如人与动物，人与非生物的互动关系。曾出版著作In Amazonia: A Natural History 与Insectopedia。

陈红，旅美生物学博士。曾在《三联新知》、《书城》等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翻译的《小猎犬号航海记》（达尔文著）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者衷心感谢Dr. Raffles和小胡提供的热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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