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商丘大运河遗址公园」

大家好，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商丘大运河遗址公园」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条河掩埋千年，不是为抱怨繁华沉落而来，而是奔着某一种使命横空出世。这种使命是什么？申遗吗？

几年前，记者第一次被“申遗”两个字惊怵到，是看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的一期对话风水。节目中被媒体称为风水申遗第一推手的徐韶杉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其成教授，大声疾呼修改词典中对风水歪曲的解释，还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目。

当时看节目中大多数人和记者一样被惊到了，因为说到韩国继2005年“端午祭”申遗成功后，又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而且，从2003年开始，韩国以政府行为启动了韩国“整体风水地理”项目，还将其列为韩国国家遗产名录和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节目指出，不仅韩国，日本也想将“风水申遗”纳入囊中，日本政府并已推动“风水申遗”展开准备工作。

众所周知，端午节、中医、风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在中国，有“根”才称得上“遗产”。试想，当韩方、日方将中华传统文化纷纷申遗成功后，中国将何堪？“申遗”一时成了“匹夫有责”的光荣使命了。

商朝留下甲骨文，周朝留下青铜器，汉留墓室魏留碑，唐留丝麻宋留瓷，明清留下建筑和家具。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每一项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彰显申遗的“天生丽质”和深远影响。

如今，一条河带着这样的使命来了。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历史的韧性，一种文化的壮怀，一种时代的呼唤，一种机遇的指引。

不只是为之动容吧？你我都不是局外人。有一分力尽一分力，无力可尽，不还有口头上的呼吁和支持吗？不还有激荡于心的记取和骄傲吗？

寻觅隋唐运河的步履和痕迹

当年，隋唐大运河流经商丘近200公里。时至今日，仿佛还听得到它当年震荡商丘大地的步履声响。

商丘市还有一些村镇因大运河而得名。如睢县的寥堤，是因运河堤上生寥草，远望若岭，故名寥堤岭(今寥堤镇)。明清时代商丘八景之一的“隋堤烟柳”，也是因隋炀帝南巡时为遮阴避暑在通济渠两岸筑堤植柳而得名。

另有一些地名的由来，属于颇有些传奇色彩的传说。如今梁园区水池铺，传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流经此地，带动商业发展，两岸店铺林立，许多支流把店铺包围，远看如店铺坐落在水池中。

又如虞城县的芒种桥、谷熟集、麦仁店，传说隋炀帝经运河下扬州，在商丘虞城县被一条河拦住，他下令停船造桥，正值麦收大忙季节，老百姓不得不放下镰刀来架桥，芒种桥因此得名。从芒种桥东行，隋炀帝在谷子成熟的季节到达一地休息，此地即被后人称为谷熟集。第二年麦子黄梢时节，隋炀帝路经一村庄，在这里品尝了麦仁汤，从此命名麦仁店。另有蔡道口村，村人说原名本叫“菜到口”。隋炀帝下扬州途经这里，时值冬天，很久没吃上青菜了。来到一处村庄，有村民献上一把野菜。隋炀帝龙心大悦，野菜入口时，他一连说了几句“菜到口了，菜到口了”。从此，村子就叫“菜到口”，后来渐渐演变成另一个名字，“蔡道口”。

这些地名伴随着历史的传说，流传至今，构成了与大运河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丰富了大运河作为一部社会史的内容。

一城九万家的繁华重温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伴天下，主客多欢娱。”一城“九万家”，城中“高栋”林立，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繁华盛景呢？

无疑，隋唐大运河对商丘城市的发展，产生的是迅速“膨化”的作用。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开凿于隋代，漕运繁荣于唐宋，一直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肩负着南北物资运输的重任。隋唐大运河促成了历史上商丘的繁荣发展。运河通航后，商丘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交通枢纽地位逐步显现，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由于大运河的通航，唐宋时期的商丘西到京师，南达江淮，十分便利，漕运商旅往来不绝，粮商、盐商、茶商、丝商聚集，商业繁荣。

说到“丝商聚集”，古时的襄邑，今天的睢县，曾经在两汉时期，因襄邑丝织业特别发达，朝廷在此专设“服官”官署，就是管理织造宫廷服饰的机构，为皇帝、王公、妃嫔、大臣织造服装。《魏都赋》里，提到北方名产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可以想象，当年的豫东大地，商贾云集，宝马奋蹄，把一匹匹襄锦运到长安、销往西域的壮观景象。

商丘自古为都城，为重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商丘最早建城始于西周初年成王封微子于宋，微子在古睢水北岸营建国都（城址已找到，即在商丘古城的外围），使用时间长达七百多年，直至宋亡。

西汉时期，汉文帝封其子刘武为梁王，都睢阳（今商丘），刘武延用了宋国都城，为汉中央朝廷的东方屏障。“七国之乱”时，吴、楚等诸侯国联兵由东向西进攻，“梁孝王刘武城守睢阳，以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可见当时商丘地位十分重要。

隋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是便于南北交通，促进南北的政治、经济交流。商丘是当时东方的重镇，从国都赴东部、东南部等地，商丘是交通要道。古人评价商丘说：“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商丘为腰膂之地。”因此开凿大运河弃古汴水而改走睢水，途径商丘，除为了缩短距离，商丘战略地位重要也是因素之一。

大运河的通航进一步促成了商丘的交通枢纽地位。大运河通航后，商丘更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交通枢纽地位凸显。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必须经过睢阳（今商丘），唐代名将张巡抗击叛将尹子奇达十个月之久，延迟了叛军南下的速度，保住了江南免受战乱之苦。

大运河的通航促使商丘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唐代时商丘是大都市之一。杜甫《遣怀》：“昔我游宋中（指商丘），惟梁孝王都。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伴天下，主客多欢娱。”透过诗人的诗境，我们不难展开这样的想象：一座繁华大都市，道路四通八达，汴水直达于海，舟车往来，络绎不绝。城内道路宽阔壮观，住着多达九万户的居民，按每户五、六口人计算，城市常住人口多达四、五十万人。每当夜幕降临，酒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杯畅饮，一片狂欢。

大运河的通航促进商丘的商业活动更加繁荣，催生商丘跻身当时著名的商业大都市行列。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文化，是一个越来越彰显温度和精神的词。如同画龙点“睛”，文化是让一切历史事件与遗存瞬间生动起来的“眼睛”，也是促成其坚韧延续的“文脉”。

大运河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它是我国古代创造的一项宏伟工程，更在于它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同样可贵的是，隋唐大运河商丘段通济渠，在文化的积淀上，一直彰显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隋唐运河商丘段的发现和确认，佐证了通济渠的确切走向和地点，起到了补史和证史作用。通济渠开封以西部分是在东汉汴渠的基础上修成的，但在开封以东，与汴渠分道折向东南，经睢县、商丘古城南、永城（老城）、宿县、泗县入淮。而汴渠是自开封一直向东（线路在商丘北部），经砀山、萧县、徐州东入泗水，通于淮河。前者经过商丘古城，后者则在商丘的北边通过，二者分别很大。但由于南宋以后通济渠曾多次淤塞断流，加之所经之地为黄泛区，沿线地貌变化很大，同时也由于汴渠的存在，因此文献中关于通济渠的走向及流经地点自古以来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商丘段线路的确认，解决了这一历史之谜。

商丘段由于地处黄泛区，淤积严重而被深埋于地下，相对而言，受到的破坏较小，运河本体保存较好。另外根据文献记载及实地调查走访，在运河沿线还存在沉船、码头、桥梁、官仓、驿站、会馆等相关遗迹以及依托运河发展起来的城、镇、乡、村等，这些为研究当时的漕运制度、水利史、交通史、造船技术以及生产力、商业流通发展水平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商丘段故道还是一个古代瓷器和陶器宝库。近年来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生活过程中，在大运河故道内出土大量的古代陶、瓷器。经初步观察，瓷器的器形可见碗、罐、壶、钵、盆、盏、盘、杯、瓶、坛、枕、滴及人物、动物造型等。釉色有黄、青黄、白、青白、黑、酱、绿和三彩等，时代自隋始，跨越唐、五代、宋、金、元、明，窑口或窑系涉及邢窑、定窑、耀州窑、巩县窑、密县窑、磁州窑、当阳屿窑、鹤壁窑、界州窑、钧窑、寿州窑、建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长沙窑、越窑、德清窑等，分布在河南、河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微、陕西、福建等地，南北皆有，地域广阔。商丘段故道出土的瓷器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唐宋时期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些珍贵标本，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制瓷工艺演变，运销和外销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鉴于此，2008年，隋唐大运河古陶瓷文化研究会在商丘宣布成立。该研究会是当时国内从事隋唐大运河古陶瓷收藏与研究的首家民间学术组织，旨在保护国家优秀文化遗产，宣扬文物政策法令，普及古陶瓷鉴定与鉴赏知识，加强古陶瓷的理论学术研究。

一个城市，文化是灵魂。同样，一条河，有了文化，才有了灵魂。一条有灵魂的河，方是一条有申遗价值的河。

作者简介

班琳丽，笔名班若，197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作品发表在《文艺报》《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诗选刊》《星星》《绿风》等刊物。《一腔白菜》获《中国作家》文学奖；《小日子》获第一届浩然文学奖等。现居商丘。

完

文章作者：班琳丽